创建商南县的时间与历史背景考

创建商南县的时间与历史背景考

关于创建设立商南县的年份，历有争议。首见乾隆十七年（1752），由知县罗文思创辑的《商南县志》中，就商南建县年份的记载，就分别有三处“成化十三年（1477）”；两处“成化十二年（1476）”；一处“成化十一年（1475 ）” 还有两处“成化丙申岁”的不同记载，显见其混乱与不一致性。其次，就连方位的记载也不相一致，如：其第一卷《建置》中载为：“明成化十三年（1477）改商县为州，析州之东南为商南，隶西安府。”而其《沿革》中则为：“成化十二年（1476）晋阳原杰以台宪承命，单骑入山中，宣朝廷威德，晓谕祸福，王彪等咸受撫，乃改商县为州，析州之东为商南”。然其《名宦》中又有：“原杰：山西人，明寇王彪、刘千斤啸聚商州，成化十一年，简重臣便宜行事，公以台宪右职持节来莅，单骑入山中，宣朝廷威德，王彪等咸受撫，时商州为商县，嗣改县为州，析州之南西为商南”。不难看出：这“成化十三年…析州之东南为商南”；而“成化十二年…析州之东为商南”；又“成化十一年（1475）…析州之南西为商南”；从这三个不同置县年份与不同方位来看，便知其错乱之严重程度了，让人莫衷一是而无以适从。
然而，单从这几个不同建县年份看，其“成化丙申岁”系宪宗成化十二年（1476）的干支纪年，当为确实可信；而其“成化十三年（1477）”与“成化十一年（1475）”则皆有笔误与错推之可能。况且，各《志》艺文中，皆载有教谕黄俨《创建县城记》艺文，亦系采用传统干支纪年明载：“成化丙申岁（1476·宪宗十二年），台宪原公杰，特承命持节来平寇。寇平，疏请设巡抚统辖秦、豫、鄂三省，于州之东而南创建兹邑。”据此，当可认定商南县创建于明成化丙申十二年（1476）而无误。但是，1993年新修《商南县志》中，却将商南建县年份认定为“成化十三年（1477年）”了，显属谬误而‘去真存伪’了。
究其错乱原因，系对建县历史背景根由与情节不清之故。正如乾隆志本身所载：“由于明末清初，兵燹匪患战乱连年，城居几经被毁，邑志荡然无存”。因此，清代修纂的县志、州志乃至通志等史料中，不仅就商南建县年份的记载混乱不一致，而且，对建县的因由、情节与初治城址的记载皆多讹误与扭曲。如：这“明寇王彪、刘千斤啸聚商州……原杰单骑入山中，宣朝廷威德，王彪等咸受撫。嗣析州之南为商南” 的离奇记载，耸人听闻而难符史实，不得不让人生疑。故此，引发了本人对创建商南县的年份及历史背景的深入探究与考证。
所幸的是，依据天一阁藏书索引，被人们称之为商州第一史志的《商略》，在销声匿迹500年余后，竟然发现在台湾故宫博物馆藏存有一部《商略·商南县集》绝版孤本。北京国家图书馆将其影印件引回了馆藏。1983年，县档案吴述卿老馆长，托党史办王文周主任从北京图书馆将此影印件复印了一份回来，实在难能可贵。可吴老馆长退休后不久病逝了，影印件被搁置在馆里无人问津。我于1997年春，无意间发现了，遂借回进行查阅。这部明嘉靖三十一年（1552），由时任知县李鸿渐督创，教谕朱朝弼编纂，经郡人任庆云订正（重编）后付梓的《商略·商南县集》，通篇虽只2.6万古文字，却设《地理》、《建置》、《学校》、《典礼》、《官师》、《选举》、《人士》、《杂述》八门；分疆域、建革、分野、形胜、山川、河流、节序、物产、古迹、城池、公署、官吏、里廓、坊表、市集、铺舍、桥渡、田赋、户口、公式、祀典、宾兴、乡仪、礼俗、卹政、宦绩、节义、耆寿、祥异、庙异、庙寺、艺文等36目及200余科属。不仅体例完备，资料详略得当，全面、系统地记述了置县76年以来的自然、社会、历史和现状；而且详实地记载了创县的时间、因由与情节过程。尤其是其《建革》中：“皇明·成化丙申岁（1476），巨盗王彪之乱既平，抚治尚书原公杰，奏分商县地南置山阳县，东置商南县，升商县为州，并洛南、镇安四县属之，隶西安府。”的明确记载，详实地揭示了：“原杰于成化丙申十二年（1476），奉命安抚荆襄唐邓和陕南流民而创建增设了商南等县”这一历史真相。同时，也显见清代史志中“成化十三年（1477）台宪原公杰，特承命持节来平寇。寇平，疏请设巡抚统辖秦、豫、鄂三省，于州之东而南创建兹邑。”之记载的讹误、错乱与荒谬之严重程度。
继而天公作美！1997年8月14日10时许,在县政府大楼东，施工工地出土了一尊古碑，《创建商南县记》六个大字跃然碑首，首行为“商南县教谕黄俨撰”；落款后署名为“文林郎：本县知县山东（郑瑛）；迪功郎：本县县丞（河南戚源）；落款日期为：“大明成化十七年龙集辛丑夏沅立”。显见系1481年筑城工峻时所立之原碑，碑文明载：“商南，本雍州之域，今隶商州。面对群山，背负丛岭，左跨沐河，右环峻坂，诚南北喉襟，诸路錧鎋也。流民蜂屯，间尝作孽。成化丙申岁（1476），钦差巡抚都御史原公杰、余公子俊暨陕之按察使王公朝远、副使王公瀛、布政司参议王公瓘，询谟僉同，相地于州之东创建兹县以处置之。”此碑文与《商略商南县集》中的黄俨《创建商南县城池记》，除标题少了“城池”二字外，内容文字完全相同而毫无差别。尤其是翔实地记述了当时修筑城郭、城池、县衙、神祠、仓廒、牢狱、钟鼓楼、津梁、居民街衢等建筑物的具体名称、坐落方位及规模大小等，更加详实地铁证了史实。
当时，本人即在《商洛报》和《陕西日报》上发表了“《创建商南县记》古碑出土”文章；同时，建议史志部门乘修纂断代志之机，厘定更正这讹传了250多年，误导了二十多代人的错误建县年份。可是，这次编修的1990-2010年商南断代志中，仍然沿用所谓“正史”中的“成化十三年（1477）”这一错误的建县年份，显属固执己见。在《创建商南县记》古碑出了土，明·《商略商南县集》这一绝版孤本重现于世及网络时代之今日，仍然不顾史实，坚持错误的建县年份，实在是罪过、悲哀与不应该而令人费解。
本人自知学识简陋，人微言轻，当无为而作。然而，却要仿效古代秉笔直书的史官们，用生命和鲜血捍卫历史真实的骨气与精神。为了澄清史实，正本清源，而抱定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态度，在不遗余力地对《商略商南县集》点注的同时，更考之《明史》、《明通鉴》、《明史纪事本末》、《郧阳民变》、《平郧阳盗》、《原杰抚治荆襄流民记》、《郧台志》、明·萧谦《商南县创建庙学记》、明·伍福《行历商南诗》、明·王朝远《登原都祠诗叙都御史》、《直隶商州总志》及明·杨徽《（商州）都宪原公祠碑记》等大量原始史料，对创建商南县的确凿年代时间、根由、情节与“流民蜂屯，间尝作孽” 、“巨盗王彪之乱既平” 以及“原杰抚治流民”创建商南县的历史背景作以综述。使大家和后人能有较全面、系统与明晰的认知，以解除模糊认识与一切“纠结”，达正本清源之目的。

一、 “流民蜂屯，间尝作孽”。

流民。系指由于遭受旱、涝及瘟疫等自然灾害，以及战争动乱等原因，迫使生活无着而到处流浪的人。明代中期的流民问题，则主要是由于皇庄、官庄的广泛建立，土地兼并的空前盛行，赋税徭役的异常苛重，大量农民失去土地，无法负荷沉重的经济负担。为了逃避赋税徭役的追呼和地租的敲扑，不得不背井离乡，到处漂泊成为流民。早在明初，在个别地区就已有流民存在。到英宗正统（1436-1449）以后，流民则几乎遍及全国。加上不堪赋役而逃亡的工匠和士兵，使有些地区的人口逃亡超过一半，甚至更多。其中以山东、河北、山西、陕西、河南、安徽、江苏、湖广、浙江、福建诸省最为严重。估计当时流民总数达六百万，占明代在籍人口的十分之一，尤其是荆、襄、唐、邓和陕南流民，则是明朝中期的最为严重社会大问题。此即碑记所载之“流民蜂屯”之情。
《荆襄流民记》载：“荆、襄、唐、邓至陕南之间，皆长山大谷，绵亘千里。元至正间（1341-1367），流贼作乱，终元世，竟不能制。明初，命邓愈以大兵剿除之，空其地，禁止流民入山，史称“禁山”。然而，地界鄂、豫、陕三省界间，又多旷土，山谷梗塞，林箐蒙密，中有草木可采掘食。正统二年（1437）岁饥，民徙入不可禁，多达数十万余众，聚既多，无所禀约束。”是说：陕、豫、鄂、川交界地带，气候湿润温和，物产资源丰庶；山谷厄塞，川险林深，既有着广阔的沃土可以耕垦；又有丰富的矿藏供采掘；更有繁茂的水产与兽禽类可供渔猎。且为三省交界、属三不管的地界，封建统治相对薄弱。所以各地流民纷纷涌入。元末时便是红巾军的重要根据地之一，明朝建立后，明太祖派大将邓愈率军在此剿灭了红巾军的余部。从此，这里便被列为全国最大的封禁山区。然而，流民为生计所迫，他们砍草结棚，烧畲种地，自由自在地过着“既不当差，又不纳粮”的生活。到成化初年，便聚集已达一百五十万左右。岁丰则火耕水种以避差，岁饥则啸众争夺而为盗，久而久之，流民的大量聚集，破坏了当地的里甲制度，打乱了封建的统治秩序，引起明政府的极大恐慌和不安。于是，急忙驱赶勒令回归原籍，随又颁布了严厉的法律，凡不肯回籍者，“主犯处死，户下编发边卫充军”。在严厉的限制和疯狂的追害之下，流民们忍无可忍，终于在成化元年（1465），爆发了由刘通、李原领导发动的流民大起义，此即碑文“间尝作孽”之情。

二、 首次流民起义。

刘通，河南省西华县人，膂力超群，曾高举起过县衙门前的千斤石狮，故人送其绰号为“刘千斤。”早在英宗正统年间（公元1436年～公元1449年），便流亡襄阳府房县酝酿起义。得知附近有绰号石和尚石龙，曾联络冯子龙等数百人，到处劫富济贫，便派人与之联络，至成化元年（1465）四月，终于结为一体，发动了正式起义。他们在大石厂立黄旗聚众，据海溪寺称王，国号“大汉”，建元“德胜”。以石龙为谋主，刘长子、苗龙、苗虎为羽翼；另设将军、元帅、国师、总兵等官职。起义军活动区于襄阳、邓州，汉中，流民纷纷起义响应，壮大了起义军队伍。五月，朝廷命抚宁伯朱永为总兵官，兵部尚书白圭提督军务，合湖广总兵李震，会同王恕三路大军并进，全力镇压。起义军经过长期的顽强浴血奋战，虽然多次重创官军，终因力量对比悬殊而失败。翌年（1466）五月，刘通、苗龙等主要首领四十余人不幸兵败被俘，均被解京磔杀于市。起义军男子十岁以上皆多被杀害。惟刘长子、石龙等暂时幸免，转移到巫山等地，继续进行斗争。后因刘长子的叛变，刘通之妻连氏及部将常通、王靖、张英等六百余人均被诱杀，起义被平定。

三、二次流民起义。

首次流民起义虽失败，然而，流民反抗从未停息，成化六年（1470）年十月，在李原、王彪的领导下，又发动了二次流民起义。李原，河南省新郑县人，因蓄一部漂亮的大胡须，故被人送以绰号“李胡子”。他原是刘千斤的部将，刘通失败时，他同王彪等走脱。成化六年（1470）年十月，其又联络了王彪、王洪兄弟及石歪脖等，再度起义，往来南漳、内乡、渭南之间，并重建起农民军政权。拥李原为“太平王”，义军发展到一百万以上，是明朝中叶规模最大的一次流民起义。举朝大惊，十一月，朝廷赶忙任命都御使项忠为统帅，总督河南、湖广、荆襄等军务，前往征讨。项忠老奸巨猾，到襄阳后，主要采取了围困逼降的手段，驻兵分布险要，谴人张榜招抚，流民多半是赤手空拳加入起义的，既没有严密的组织，也缺乏精良的装备，经不住项忠的诱骗，有40万人扶老携幼出山归顺，削弱了义军力量。另有一百余万，则被项忠军队强行驱逐出山。有的遣返还乡，有的则被充军湖广、贵州等地。项忠军队入山后，不管是起义军，还是一般老百姓，都纵其部下随意滥杀。甚至有明初即已取得本地户籍、成家立业蕃衍子孙、“未尝为恶”的和平居民，亦在驱逐之列，“兵刃之加，无分玉石”。史称“尽草剃之，死者枕藉山谷”。而被充军湖广、贵州者，又多死于中途，“尸满江浒”。至成化七年十一月，轰轰烈烈的第二次荆襄流民大起义又被镇压平定。此即碑文“巨盗王彪之乱既平”之情。

四、“大臣悔祸，始议更张”。

两次荆襄流民起义虽被镇压了下去，但是，流民依然存在。且连年大旱，天怒人怨，“议者谓忠此役，实多滥杀。”遭到社会舆论的猛烈抨击与纷纷弹劾。给事中璟疏劾项忠“纵杀要功”。北城兵马司吏目文会等，奏疏指责白圭、项忠等人对“刘千斤、石和尚、李胡子及王彪相继做乱”的“处置失宜”，以致流民“终未安辑”。迫使明政府进行总结，想办法解决这一社会问题，即所谓“流民入山就食，云集如前。大臣悔祸，始议更张”。国子监祭酒周兴谟编写了《流民说》，总结了自东晋以来历代封建统治者处理该地流民问题的经验教训。献安籍流民策称“当任由其近诸县者附籍，远诸县者设州县以平抚，之後设置官员，编制里甲，宽其傜役，使其安居乐业，则流民皆可为齐民了。”都御史李宾援其说上疏朝廷。宪宗“帝善之”。采纳了这一主张，遂解除“山禁” 并命都御史原杰经略郧阳，抚定流民。

五、原杰抚定荆襄流民。

原杰（1417－1477），字子英，山西阳城人。正统十年（1445）进士，授御史，巡按广西，奸宄绝迹。再巡按顺天诸府，开仓赈饥。擢江西按察使，治行有绩，赐诰旌异，迁山东左布政使。成化二年（1466）拜右副都御史，巡抚山东，后召为户部左侍郎。时有奸徒掠百姓开垦之黄河滩地献王府邀赏，原杰请求禁止。改左副都御史理院事。
成化十二年（1476年）二月，原杰奉命出京赴荆襄唐鄧及陕南，“遍历诸郡县，深山穷谷，无所不亲至。所到之处，宣朝廷德意，问民间疾苦。深得民心，诸父老皆忻然愿附版籍为良民”。
秋七月，北城兵马吏目文会条陈三事曰：“一是荆、襄闲置的沃土，应当任民尽力耕垦，愿回籍者听便；二是，选择良吏，好生慰抚，令军卫官兵严加守镇，以使流民“自安”；三是，增设新的府、卫、州、县、立保甲，兴学校，厚风俗，使民趋善”。 “上大是之，命都御史原杰采其言用之。”文会的建议与周洪谟的出发点是一致的，殊途同归，但具有更强的可操作性，这些意见都给原杰提供了有益的启迪。他遵旨实施，在做好安抚流民及附籍的基础上，亲自踏勘地形，调查关隘，着手地方政权建设，以加强荆襄区域社会的管理体制。
九月，原杰向朝廷上了“应合展筑城池，添设所卫，控制地方，抚安军民。”的奏章。诏：“悉，如所言行之”。原杰殚精竭虑、苦心孤诣的设计方案，得到了明朝廷的高度重视与嘉许。于是，大会湖广、河南、陕西抚、按、藩、臬之臣，共同实施方案。籍得流民十一万三千余户，除愿回原籍的一万六千户发还外，其愿留者九万六千余户，许各自占旷土，使流寓土著者参错以居。官为计丁力限给之，令开垦为永业，以供赋役。为更好地管理这些新附籍的流民，令析汉中府洵阳县地置白河县；湖广割竹山地，分置竹溪县；割郧、津地，分置郧西县。河南割南阳、汝州、唐县地，分置桐柏、南召、伊阳三县。陕西析商县地，为商南、山阳二县，而以商县为商州。各州县官员皆以练达政事、熟谙风土的良能吏担任。时即调商县知县郑瑛任新设商南县知县。经画既定，乃上其事。立即得到朝廷的认可。无疑这“经画既定”之时，便即新设州县创建之日。经查阅与商南同时设立的山阳、郧西、南召等八个新县沿革史，皆为“建制（或重设）于明朝成化十二年（公元1476年）”。
十一月，又即郧县城置郧阳府，举荐邓州知州吴远任郧阳知府，以统郧、房、竹山、竹溪、郧西、上津六县。成化十二年十二月二十日，正式下令“开设湖广郧阳府行都司”，举荐巡抚河南御史吴道宏（四川宜宾人）接替己任。宪宗立即下诏擢吴道宏为大理寺少卿，于成化十三年（1477年）闰二月开始坐镇郧阳。抚治管辖湖广、河南、陕西、四川四省相连接的荆州府、安陆府、襄阳府、郧阳府、南阳府、西安府、汉中府、夔州府等8府，9州，65个县。“督属之地，东至德安府随州界，西至四川广元县界，南至四川巫山县界，北至河南灵宝县界，东西两千五百里，南北一千四百里。”这样，“遂使地方化乱为靖”。长期牵动朝野的流民问题，得到了较为妥善的处置，尤其是“行都司”这一特别行政区的设立，不仅使得社会安定，流民得以安居乐业，也极大地促进了生产的进步发展与经济的繁荣。原杰以功进右都御史，转南京兵部尚书，因积劳成疾，赴任途中，于成化十三年（1477）六月一日，卒于南阳驿舍，享年61岁，为流民事务耗尽了最后一滴心血。荆、襄之民闻之，无不流泣者，纷纷立祠。后诸属皆建祠祭祀之。筑建商南县城时，即于县衙西（今县委大楼处）修建了祭祀原杰的原都祠。商州亦建有原公祠（见明·杨徽《都宪原公祠碑记》。
（编审：徐刚民） (责任编辑：商州民间文化研究协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