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於古道史略_商州民间文化

商於古道是指战国时期商邑与於邑之间的水陆通道，泛称“商於之地六百里”。其地域大体包括今陕西省西安市的蓝田、商洛市的商州、丹凤、商南和河南省南阳市的西峡、淅川、内乡7县区的川道一线，大体走向与现今的312国道基本吻合。春秋战国至秦汉时期称作“武关道”、“商於道”，唐代又称为“商山道”或“商州路”。
这条古道位于陕、豫、鄂三省交界处的“金三角”几何中心，地控秦岭之南的丹江孔道，是古代长安经蓝田、商州通向南阳、邓州、荆襄以至于江南和岭南的一条交通要道，是古代中国统一国家形成的奠基地和见证者，是彰显中国传统士人人格精神的地域载体，是古代中国关中平原与江汉平原相互联系、秦文化和楚文化相互交融的一个通道。历史上，这里是先秦时期华夏、苗蛮、东夷三大族团交错过渡地带，是楚族、楚国、楚文化的发祥地，是夏、商、周三代经略南国的战略通道，是战国时期秦、楚反复争夺的战略要地，是秦国扭转乾坤，一统天下的战略支点，是初唐、盛唐时期大唐帝国的第二条“国道”，也是一条可与丝绸之路相媲美的“诗歌之路”，商鞅、张仪、楚怀王、四皓、刘邦等都在这里有过精彩的历史表演。

终南形胜，荆山楚水

    古商於之地，是中原华夏文化与南方苗蛮文化的过渡交汇地带，是南北文化与东西文化荟萃交流的走廊，是融合华夏文化与苗蛮文化的大熔炉，也是华夷交界和交战的地方。据文献记载，从尧、舜、禹到夏、商、周，“丹淅之会”曾是南蛮和三苗的势力范围，中原文化实体要想经略南方，首先就要控制这个要害地区。《吕氏春秋﹒召类篇》载：“尧战于丹水之浦，以服南蛮。”《竹书纪年》说：尧五十八年，“帝尧使后稷放太子丹朱于丹水”。说明早在三代时期，商於之地既是华夷多个民族、各种文化的交流地带，也是南北文化的边缘地带。
    古商於之地，也是楚文化的发祥地。远在商代末年，楚族的首领鬻熊率领族人参加周武王所发动的灭商战役，成为周文王礼敬的“贤者”之一，受封为楚子。随后他们沿着京师镐京东南的蓝田谷地，翻越秦岭山脉，来到今商洛丹江盆地一带的荆山、楚水之间“筚路蓝缕，以启山林”，守望相助，开创基业。为了讨得周文王的庇护，他们在商於一个叫“丹阳”的地方，披荆斩棘，“以供王事”，为周人提供讨伐殷商的“桃弧棘矢”（弓箭），以及周王室滤酒用的苞茅（龙须草）。周成王时，“举文武勤劳之后裔”，鬻熊的孙子熊绎受封为诸侯，建立楚国，定都“丹阳”。西周中晚期，周王室混乱腐败，无力控制各路诸侯，楚国遂得以在丹阳、荆山崛起，并不断发展壮大。为了防止周王朝及齐、晋等诸侯大国的挤压征伐，楚人又沿着丹水向东南迁至河南淅川的马蹬镇一带，该地名仍称“丹阳”。随后，熊绎又将都城迁到河南淅川的李官桥一带，仍名“丹阳”。后来，由于周昭王、周穆王的不断征伐，又迫使楚人渡过汉江，不断地南迁，最后落脚至湖北江陵的纪南城，也就是著名的“郢都”。至此，楚人由丹江地区走向江淮大地，最终脱离中原王朝的控制，成为南国的主宰。现代考古发现证明，楚国立国800余年，在江汉平原的时间仅为400年，其最早的都城“丹阳”应在丹江上游的河谷地带，即今陕西商洛市境内的某一处地方。这说明商於古道最早是由楚人族群率先开辟出来的，也是楚人最早定都之“京宗”，更是一条楚人族群由关中平原向东南江汉平原迁徙的重要路线。
    据古遗迹考，早在商末周初商於古道就成为居住在丹江流域之土著人与周人相互往来的道路。战国时期，秦孝公封卫鞅于商邑，史称“商君”，赐商於之地十五邑，商於古道得到进一步开拓。秦时，商於古道是秦驰道的主干道之一。汉时已成为全国驰道网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战国及秦汉魏晋时期，商於古道的主要功能偏重于军事方面，由于其战略地位十分重要而倍受重视。在初唐、盛唐时期，则偏重于政治、经济、文化的往来，被朝廷定为“次路驿”，其交通地位仅次于“大路驿”潼关道，居当时全国驿路交通第二位，在唐代中国南北方政治、经济、文化上的沟通、交流作用红极一时。唐代以后由于国都迁移，商於之地毗邻“京师”的区位优势丧失，商於古道逐渐衰落，失去国道地位。北宋时期，由于失修失养，沦为间道。元代仅成为商旅通行的一般道路。明代出于政治、军事原因，为限制农民起义军活动，官府长期封闭山区交通，严重影响了商於古道水陆交通运输的发展。明末清初，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和全国政治、军事形势的变化，丹江航运达到极盛，龙驹寨成为“北通秦晋，南接吴楚”的水旱码头，商於古道又重新恢复了其南北交通大动脉的功能与活力，往返于古道上的商旅驼骡成群结队，络绎不绝，商贸活动空前繁荣。民国时期的1934年到1935年，商於古道得到一次彻底改造，命名为“西荆公路”（西安至荆紫关，1939年改称长坪公路，1967年更名西界公路，后又称上伊公路）。新中国成立后，经过50年代至80年代数次修建，特别是上一世纪90年代又拓宽改造升级为国家二级公路，即312国道，道路的通行状况和通行能力得到很大提升，在沟通中国西北与东南地区人员往来、商业贸易、文化交流等方方面面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重要。

邮传之盛，甲于它州

    春秋战国时期，商於之地属楚国，后来被秦国占领，成为商鞅封邑。商於古道由长安东南行，经蓝田，越秦岭，通到商州，再沿丹江北岸东南行经武关，进入河南的南阳和湖北襄阳，全长大约600余华里。在唐代以前，商於古道是长安通往东南地区的一条重要干道，联系着吴越、江淮、荆湘、黔中、交广各郡、州、县，影响几乎达半个中国。长安与东南各地政治、军事、文化的交流和沟通，都要倚重于它。
    汉唐时代，商於古道是京师长安通往东南的要道，主要主要不在军事方面，而在政治、经济、文化之沟通。由于商山驿传作用的增强，加之“商山四皓”的影响，时人又将商於道称为商山道或商山路。
    我国的驿传制度是从战国时期开始的，当时为了军情急务而设有邮驿。汉代在各地设传舍，供政府公文传送人员换马和往来官员临时歇宿停留的场所。到了唐代，驿站的建立空前发展，一般交通大道，三十里一驿，四方通达。但商於古道因地势险要，驿站间距里数一般多大于30里。唐开元年间，全国共设驿站1639处，驿务属兵部中的驾部管理。驿站设有驿长，有驿田，有车、马、骡、驴等交通工具，并配有当差的驿夫。凡是驿站养马的，朝廷划给土地四顷，种植苜蓿，作为驿马的饲草。
    驿站有一套严格的管理制度，进驿站的人，必须持有朝廷颁发的通行圆牌或类似介绍信的“差札”，上面写明差遣事由、正使和随从人数，以及官品与接待规格等内容。朝廷大员到各州县，驿站供应的马匹有不同的标准，即：一品10马，二品9马，三品8马，四品五品4马，六品七品2马，八品九品1马。每到一站，驿长先检查圆牌、差札，按规定提供食宿和交通工具。持圆牌者在乘驿方面享有优先权利，使臣必须按规定的驿道行走，不能随便改变路线去游山玩水或走亲访友。公事完毕，要将所领的东西一并交回。来往官吏的行旅要经过每个驿站，可根据情况选择驿站歇息安顿。
    在历史上的不同朝代，不同时期，驿站设置的数量、位置也是不同的。至于秦汉时期的亭、传设置迄今已不可考。据现有史料载，唐初商於古道就置有驿站，到了盛唐时期，商於道馆驿密布，车涌人挤，官民商旅络绎不绝，交通极为繁盛。其时，商州的“邮传之盛，甲于它州”。唐代从长安经商州、南阳、邓州至湖广襄阳共设有驿站23处，其中陕西境内共有驿站19个。驿站的主要路线是由京师都亭驿东行，经长乐驿、灞桥驿，折向东南进入商於古道。陕西境内驿站的具体情况是：
    灞桥驿：距长安25里处。
    蓝田驿：在县西北25里。《旧唐书》记，荆州刺史裴茂长流放费州，宰相王搏贬谪崖州司马，均赐死于蓝田驿。
    青泥驿：蓝田县郭下。蓝田县亦名“峣柳城”，《水经注》曰：“泥水历峣柳城南，魏置青泥军于城内，俗谓之青泥城。”此驿为出京后第一歇宿处。
    韩公驿：蓝田县南35里。《太平广记》记：户部侍郎杨炎贬道州司户，自嘲受责，驰驿出城，不得归第，其夕次蓝田。县尉崔清为经营行李家务甚周，后又送至韩公驿别。
    蓝桥驿：在蓝田县东南40里。白居易《蓝桥驿见元九诗》、裴航《赠樊夫人诗》均有记载。
    蓝溪驿：在蓝桥驿与蓝田关之间。蓝田关，距长安170里，是商於道上的第一关，此关在今商州区牧护关附近。
    北川驿：距长安215里处。
    安山驿：距长安245里处。
    仙娥驿：距长安285里处。此处风景秀丽，多为诗人称道。如白居易《仙娥峰下作》：“我为东南行，始登商山道，商山无数峰，最爱仙湖好。”
    四皓驿：驿名与商州四皓墓有关，在州城附近。
    洛源驿：位于商州区会峪沟与丹江交汇处的洛源。
    棣花驿：位于今丹凤县的棣花镇。《元一统志·商州·山川》有棣花山，“在州东七十里，以山多棣花而得名”。
    桃花驿：距长安430里。
    桐树馆驿：距长安455里。
    武关驿：在今丹凤县东南90里处、武关河畔，312国道旁。武关，为秦之南关，与东函谷关，西大散关，北萧关并称“关中四塞”。春秋前称少习关，战国时更为今名，史称“三秦要塞”。这个商於古道上的重要关隘，北依少习山之岩险，东、南、西三面临武关河谷之绝涧，山环水绕，险阻天成，为“秦楚咽喉”、“三秦锁钥”，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
    青云驿：武关外第一驿。距长安510里。
    层峰驿：在今商南县皂角铺。韩愈《题层峰驿梁》云：“去岁贬潮州刺史，乘驿赴任。其后家亦谴逐，小女道死，殡之层峰驿旁山下。蒙恩还朝，过其墓，留题驿梁。”
    阳城驿：唐末改名富水驿，在今商南县富水镇。出富水驿后即进入河南省境内。它们依次分别是商於驿、临湍驿、官军驿、曲河驿和南阳驿。
    也有史料显示，商於道的起点为长安的都亭驿，具体的道路走向和沿线的驿站设置为：北出通化门，经长乐驿，东南行二十五里至“横灞官渡”，过灞河后溯水北上，经蓝田县进入商山路。蓝田县境内有6个驿站，分别是五松驿、蓝田驿、韩公堆、蓝桥驿和蓝田关。蓝田关而下便进入商州，商州境内设有驿站12个，分别是：北川驿（商州北70里）、安山驿（北50里）、仙娥驿（北15里）、商於驿（西5里）、洛源驿（东50里）、棣花驿（东80里）、四皓驿（东110里）、桃花驿（东140里）、武关驿（东180里）、青云馆（东250里）、层峰驿（东320里）、富水驿（东360里）。由富水而东，即进入河南省境，首站为菊潭（今内乡县），再依次为临湍、邓州。邓州交通四达，北达洛阳，南诣荆襄，有“天下扄闼，两都南鄙”之誉。
    宋、元、明、清时期，商於古道失去国家驿路地位，但仍是转运物资、递送官方文书的主要通道。
    在上世纪70年代以前，商於古道尚有不少遗迹残留，从遗址看，古道最宽处有4米，最窄处只有2.5米，是马车和驴车能走的土石山路。秦岭峡谷这段古道，高山纵横，谷底幽深，危崖高耸，险滩密布。它的通行条件，古诗中有不少描述。唐人贾岛诗曰：“一身绕千山，远作行路人……商岭莓苔滑，石坂上下倾。”白居易的《过仙娥驿》有云：“我为东南行，始登商山道……参差树若插，青崖屏削碧。”李涉也有诗说：“远别秦城万里游，乱山高下入商州”。明人吴显也写道：“乱石深处是商颜，石磴险地鸟道间”，“马惫时防石，山荒不见村；乱烟封古壑，积雪压关门。”可见，商於古道虽然是重要的交通干线，但通行状况一直堪忧，更多的时候，它是一条“仅容单骑，比于蜀道”的崎岖山路。
    为了改善商於道的交通通行状况，历史上也曾经对这条道路进行过多次修缮。唐德宗贞元七年（公元634年）八月，商州刺使李西华奉命征发工伇十余万，在加宽由蓝田至河南内乡700余里旧道的同时，于路途阻水处，又别开“碥路”，并于沿途“修桥道，起官舍”，使商於道一时“人不留滞，行者称便”。李商隐在看到这样的壮举后，即兴赋诗《商於新开路》，盛赞这项伟大的工程：“六百商於路，崎岖古共闻。蜂房春欲暮，虎阱日初曛。路向泉间辨，人从树杪分。更谁开捷径，速拟上青云。”

怀王被质，千古一叹

    战争年代，商於古道一直是兵家必争之道。有学者统计，历史上出入商於古道的大小兵战不下50次。有名的秦楚之战，秦汉之战，王莽与赤眉、绿林起义军之战，无不于此间争锋。特别是在春秋战国时期，秦楚为争夺商於这块地盘，曾展开过多次拉锯战，大多以秦胜楚败而告终。
    据《左转》记载，早在公元前635年和公元前622年的春秋战国时期，秦晋曾先后两次在商於古道上征战，攻打并占领位于秦楚临界处的鄀国（今河南淅川县）。
    周匡王二年（前611），庸国率兵攻打楚国，秦发兵出武关助楚灭庸。周敬王十四年（前506），吴、唐、蔡联合发兵侵犯楚国都城郢都，楚申包胥求救于秦哀公，哭七天七夜，哀公派子蒲、子虎率兵车500乘出武关援楚。
    公元前361年，秦孝公继位，图谋富强，对外招贤，网络人才，公孙鞅由魏国入秦。公元前359年，公孙鞅任左庶长，颁发《垦草令》，实行变法。变法“行之十年，秦民大悦，道不拾遗，山无盗贼，家给人足，民勇于公战，怯于私斗，乡邑大治”。与此同时，公孙鞅还为秦国设计出了更加宏伟的战略蓝图，即打开东出大门，称霸中原，建立帝王大业。他多次将兵击败魏国，迫使魏国割河西之地给秦。秦孝公十一年（前352），秦国控制了东进中原的函谷关和南下江汉平原的武关，并在武关以西“城商塞”，加封公孙鞅为“商君”，改名商鞅，“封之於、商十五邑”，要商鞅为秦国守住商於古道这条重要的交通线。
    周显王三十一年（前338），秦孝公卒，秦惠文王继位，公子虔告发商鞅想要谋反，秦国即发兵缉捕商鞅。商鞅逃到魏国，魏国拒绝收留。商鞅复入商邑，与部属家臣发动邑兵，向北攻击郑国，以寻找出路，结果被秦兵在郑国渑池所擒获并被五马分尸。
    商鞅牺牲后，楚威王“以十万军汉中”（汉中郡的郡治是丹阳，地点在古均州附近，古遗址已淹没在丹江口水库中），加强了丹江、汉江流域的国防体系建设，防范秦兵东出武关。楚怀王十一年（前318），“苏秦约山东六国共伐秦，楚怀王为从长”。但怀王不如其父威王，缺乏忧患意识，没有强国战略，只收回武关以外的土地便草草收兵了事。
    楚怀王十六年（前313），“秦欲伐齐，而楚与齐从亲，秦惠王患之，乃宣言张仪免相，使张仪南见楚王”，去拆散齐楚的合纵联盟。张仪到楚国，对楚怀王说：“楚诚能绝齐，秦愿献商、於之地六百里”，并派秦国的美女来服侍大王。怀王听了很高兴，宣称：我又可以得到楚国失去的商於土地了。翌年，怀王派遣一位将军作为特使，随同张仪一起到秦国去接受土地。张仪回到秦国，假装喝醉了酒，从车上摔下来，三个月都不出门、不见客，楚国因此而无法得到商於之地。楚使回报楚王，楚王说：这可能是张仪认为我和齐国绝交还不够诚意吧。于是派勇士宋遗到齐国去侮辱齐王。齐王大怒，立即同楚国断交，和秦国修好。
    齐楚断交、秦齐修好后，张仪才上朝。他对楚国将军说：你为什么不接受土地呢？我有秦王封我的土地，从某地到某地，长宽一共六里，全部送给楚国。楚将军说：我奉命接受的是六百里，怎么说是六里？张仪耍赖说：“仪与王约六里，不闻六百里。”楚将军回国将情况报告楚王，楚王大为生气，随即发兵西攻秦国。秦国出兵迎击，双方在丹阳会战，秦军大败楚军，杀楚兵八万，还俘虏了楚国大将军屈丐。楚王大怒，倾全国的军队，再次攻打秦国，双方在蓝田会战，秦人又大败楚军，于是楚国割让了两个城邑，以求与秦国讲和。
    秦王想得到楚国黔中（今四川巫山县）一带的地方，便要挟楚国，假说以武关以外的土地与楚国交换黔中。楚王说：我不愿交换土地，而愿意献出黔中，只求得到张仪。秦惠王想把张仪送过去，嘴里却不忍说出来，张仪就自己请求去楚国。张仪一到楚国，楚怀王就将他囚禁起来，意欲杀掉，以雪张仪欺楚之大耻。这时，楚国大夫靳尚对楚怀王后宫宠爱郑袖说：你知道你将会受到楚王的鄙弃吗？郑袖问：为什么？靳尚说：秦王非常喜欢张仪，而如今张仪却被楚王所囚，秦王必将上庸六个县送给楚国，并以美女嫁给楚王，又以宫中能歌善舞的女子作为陪嫁，以求赎回张仪，大王看重土地，又敬重秦国，秦女必然受到宠爱，到时夫人你就自然被鄙弃了。现在不如早作打算，替张仪说情，让他赶紧走人，以免后患。
    于是，郑袖日夜不停地对楚王吹枕头风，说：现在黔中的土地还没有交给秦国，秦国就派张仪来，这可算是尊重大王，大王不但没有回礼，反而还要杀张仪，秦王一定大怒，必将出重兵讨伐楚国，请让我和世子搬到江南去住吧，以免被秦国像鱼肉般的凌辱宰割啊！楚怀王听了郑袖的话，觉得自己的做法确实不当，开始后悔起来，于是便把张仪放了。
    怀王放了张仪，却并未割让黔中。秦昭王即位后，为了得到楚国更多的土地，便写信给怀王，邀请怀王到武关相会，亲自商定友好盟约。楚王接到秦王的信，很是犹豫，但为了得到商於之地，还是决意出发了。这时，秦王已命令一员大将假装是秦王，在武关埋伏了一支军队，等楚王一到，立即紧闭关门，挟持楚王一起到咸阳，用对待蕃臣的礼节来相见，胁迫楚王割让巫郡（今湖南沅陵县）、黔中的土地给秦国。楚王不答应，秦王便将拘禁起来，直到老死秦国。
    后人对楚怀王轻信他人，客死异乡的悲惨境遇多有感慨。唐朝著名诗人李商隐就写过一首诗，题名叫《商於》：“商於朝雨霁，归路有秋光。背坞猿收果，投岩麝退香。建瓴真得势，横戟岂能当。割地张仪诈，谋身绮季长。清渠州外月，黄叶庙前霜。今日看云意，依依入帝乡。”此后，唐朝诗人周昙、李涉、杜牧都曾吟诗赋词，抒发心中的感慨之情。
    为了不让秦国得到楚国的土地，楚国的大夫们发布假讣告，谎称楚怀王已经去世，迎立太子为王，以此来对付秦国。秦昭王得不到土地，又落了个不义之名，干脆一不做二不休，先后于秦昭襄王十五年（前292）、二十八年（前279），派大将白起出兵商於古道，夺取了楚国宛城以及郢、邓5城。秦王政二十四年（前223），派大将王翦率兵10万，出武关，攻入楚都，楚王负刍被俘，楚国灭亡。
秦始皇统一中国后，于公元前220年下令修建驰道。当时的驰道，以首都咸阳为中心，是专供帝王行使马车的道路，宽约50步，每隔三丈远载一棵行道树。主干线有两条：一条向东，经函谷关，直达齐、燕地区；一条向东南，经武关，直达吴、楚地区，与东线连接。为显示统治力量，秦始皇利用驰道，曾5次“亲巡天下，周览远方”。在这5次巡游中，有两次通过商於古道出入武关。一次是公元前219年，秦始皇东巡泰山封禅，行到南郡（湖北江陵）后，取道商於，经武关返回咸阳；另一次是公元前211年十月，也是他最后一次出巡，由咸阳出发，经武关至南郡，沿长江东下，抵浙江、江苏，然后取海路北上至临淄，于次年在西归返回途中，病死沙丘平台（今河北巨鹿县东南）。
    商於古道既是秦始皇宣扬武功之路，也是汉刘邦兴兵灭秦之路。秦二世元年（前209）七月，陈胜、吴广起义，刘邦、项羽反秦。九月，起义军首领在彭城（今江苏徐州）召开会议，决定兵分两路，一路由项羽率领，一路由刘邦率领，同时向关中进军，并约定，“先入关中者王之”。秦二世三年（前207）八月，刘邦率农民起义军十万，攻克南阳、武关，进入商州。消息传到咸阳，赵高怕秦二世追究罪责，杀了秦二世胡亥，另立其侄子婴为秦王，子婴又杀赵高，在峣关（今商州牧护关）设防，企图阻止刘邦大军西进。刘邦在商州休整兵马后，一举攻下峣关，进军霸上（今西安市霸水坡塬），直捣咸阳。秦王子婴见大势已去，便以绳系颈，率群臣出咸阳城投降，秦朝灭亡。
    在西汉时期，商於古道主要是用作经济、文化的沟通往来，但也有军事活动。如汉景帝前元三年（前154），大将周亚夫率兵出武关，平定“七国之乱”。王莽地皇四年（23），绿林军申屠建、李松率兵攻武关，入长安，灭新莽。刘玄更始三年（25）九月，赤眉农民起义军攻入长安，推翻刘玄政权。
    东汉建武三年（27）、初平四年（193），东汉政权利用商於古道镇压地方反抗势力。汉献帝初年，华歆为避西京之乱，“求出为下邽（今陕西渭南）令，病不行，遂从蓝田至南阳”。献帝建安十三年（208），曹操率二十万大军（号称八十万）南下，其中一路出武关攻占襄阳。
    魏晋南北朝时，国家处于分裂状态，商於古道上的军事征战频繁。东晋永和十年（354），桓温伐前秦；义熙十二年（416），刘裕伐后秦；东魏天平四年(537)，高欢举兵攻打西魏等等。梁承圣三年（554），西魏由武关出兵，经襄阳，陷江陵，俘杀梁元帝。
    五代至宋，商於古道上多曾置兵。北宋末年，金兵两次进攻汴京（今河南开封），陕西巡按使范致虚领兵支援，主力东出潼关，并分兵由商於古道东进。南宋绍兴三年（1133），正月，金将撤离喝为攻四川，避开宋军重兵防守的和尚原、仙人关，率主力东进，攻下商於古道上的商州，进而绕道金州（今陕西安康）攻克兴元府。绍兴十一年（1141），撤离喝命令珠赫男率步骑5万，再次由商於古道攻陷商州，宋将邵隆先败后胜，经古道北上，又收复了商州等地。
    元至正十七年（1357），红巾军刘福通部将崔德、李武率军数万，克武关、破商州，直逼长安。明崇祯六年（1633）到顺治三年（1646）的八年间，李自成农民起义军及其部属多次征战于古道上。清同治元年（1862）三月，太平军部将陈德才、赖文光会和豫西捻军，共约十万人向商洛挺进，一举攻下武关，进入商州。民国时期，商於古道成为陕西抗击日寇东路军侵略的军需供给线，又是中国共产党鄂豫陕和豫鄂陕革命根据地中心区域和解放军中原突围部队北上的重要通道。

商贸交通，盛极一时

    商於古道最初是秦国为运送战争所需物资而开辟的一条军事通道，后来逐渐成为关中通往河南南阳、湖北襄阳以及东南方的一条重要商道。在历史上的和平时期，商於古道自然就成了古代中国交通运输、经济贸易的南北大通道。其在历史上的作用，越到后期，这种交通、商贸枢纽的作用越突出。在唐代以前，商於古道是长安通往东南地区的一条重要干道，联系着吴越、江淮、荆湘、黔中、交广各郡、州、县，影响几乎达半个中国。长安与东南各地政治、军事、文化的交流和沟通，都要倚重于它。
    初唐盛唐时期，经济繁荣，国家统一，很少用兵，商於古道成为唐代经济和文化的重要枢纽，其沟通作用非常显著。往返于长安、东川、岭南、交广的商旅驮骡，多利用商於古道的便捷条件，成群结队，络绎不绝。时人曾感叹道：“商山名利路，夜亦有人行。”唐贞观、开元年间，京都商於古道史略长安与江淮之间的交通往来，除贡赋物资及笨重物品，要取道黄河、汴水和渭水漕转外，官民商旅往返于东川、岭南、黔中、交广各地，多要利用商於道的捷径便利条件。其时，商州的“邮传之盛，甲于它州”。大凡各地的举子、文士、官员、使节，或者是客商大贾，细民小贩，旅途行人，上京赶考，职务调迁，奉旨拜谒，经商旅行，“幢幢往来皆出是郡”。
    从明代开始，南北贸易交流日渐繁荣，商於古道的主要功能仍体现在物资运输上，其作用也颇为显著。明宪宗成化以后，由于河套地区失陷，西北边防吃紧，粮食和物资多靠内地转运，湖广地区的粮食物资就是经郧阳运入陕西，再由陕西雇佣民力北输边地的。《读史方舆纪要》卷记有：“今由河南南阳、湖广、襄、郧入秦者，必到武关。”
    到明代中后期，随着丹江流域流民的不断增加和丹江航运的开通，商於古道上的商业运输更是繁荣一时，商洛的经济社会得到空前发展。东南地区生产的丝、茶、糖、米、瓷器、香皂一类的生活日用品，一部分经武关由陆路运至龙驹寨，进而运往商州、关中等地，一部分沿长江、溯汉江进入丹江，水运至龙驹寨水旱码头，再由骡马驮运至长安、山西、甘肃、内蒙古等地。同时，甘肃的绿丝烟、山西的食盐等，又驮运汇集于此，连同商州的油桐、药材、核桃、牛皮等山货特产，兵分两路，或由陆路经武关古塞向东南地区运出去，或在龙驹寨水旱码头集结，船载顺流而下，运抵长江口岸重镇汉口。陆路和水路这两条南北交通运输线并驾齐驱，交相辉映，在龙驹寨实现交汇合流，完成货物的中转、交易。兴盛的商贸活动不仅促进了南北文化的交流融合，给处于商於古道重要位置上的龙驹寨等古镇带来了勃勃生机，也成就了丹凤乃至商洛昔日的无限繁华。清《商州直隶总志》是这样描写当时龙驹寨盛况的：在明万历、天启年间，“龙驹一镇，康衢数里，巨屋千家，鸡鸣有未寝之人，午夜有可求之市，是以百艇联樯，千蹄接踵，熙熙攘攘，商税所由复增，税额所由日益也。”
    清乾隆年间，每月由襄阳至龙驹寨的船只约200号，长街上除了黄行、板条行，还有好几家载行存积货物。到民国年间，计有泰来行、德胜新行、盛栈行等。长街上有骡马店18家，常歇的有二三十匹，大店有百八十匹。各行商人都有行帮并建有会馆，如盐帮、船帮、青瓷器帮等。按籍贯组成的则有关帮（荆紫关）、湖广会馆。在这些会馆群中，船帮以人多势众最为有名，也颇有影响，该帮所建会馆名曰“秦镜楼”，又叫明王宫、平浪宫，俗称花庙或花戏楼，由于其建筑华丽，气势雄伟，巍峨壮观，造型奇巧，巧夺天工，素有“兼具南秀北雄”之誉。这一时期，龙驹寨水旱码头“百艇千蹄”，商贾如云，十里长街上店铺鳞次栉比，十大商帮会馆独霸一方，18座庙宇昼夜香烟缭绕，各种杂耍说唱不绝于耳。这一时期，龙驹寨厘金岁额曾达纹银15万两，日均400两，居“全陕之冠”，为“秦之翘楚”。
    在以后的岁月里，由于山林受到破坏，造成大量水土流失，致使丹江河床砂石严重淤积，航运条件日趋恶劣，加之上个世纪三十年代陇海铁路的建成通车，丹江航运的优势便捷地位已不复存在，人们便逐渐放弃了这条水路运输线，丹江航运也就逐渐衰落乃至彻底断航。

诗歌文化，闪耀星空

    商於古道不仅是条军事之路、商贸之路，也是一条诗歌之路，在古代中国南北文化交流中起着不可估量的作用。在这条古道上，千百年来不知有多少为仕途奔走者发出了“往来悲欢万里心，多从此路计浮沉”、“山势分开秦楚界，水声流尽汉唐人”的无限感慨。这些文人骚客、达官显贵、孜孜学子们或进京赶考，或职务调迁，或去各地视察，或赴京拜谒，或贬谪江南，“憧憧往来皆出是郡”。有学者统计，仅唐一代，往来奔波于商於古道上的诗人约200余人，有的还往返多次。白居易“七年三往复”，元稹“七度武关”，张九龄“四过商州”。李白曾在商州盘垣过七八个月，“苦吟诗人”贾岛辞去蓝田县令落拓为僧时，曾以“无本上人”的法名，挂单镇安云盖寺。盛唐隐逸派诗人王维，虽半隐辋川，对商州山水仍无限神往，曾以题赠友人赴商州赴任等形式，写过多首赞颂商州山水的诗歌。“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蓝关马不前”的名句出自韩愈之手，而这句写的也是商於古道。唐宪宗信佛，曾派人去把释迦牟尼的一节指骨迎接到宫中供养。由于路途遥远，百姓怨声载道。韩愈见状，写了一道奏章来劝阻，唐宪宗大为恼火，下诣处死韩愈。所幸宰相和其他大臣替他说情，韩愈才免于一死，被贬潮州（今广东省）。唐宪宗元和十四年（公元819年）正月，韩愈在去潮州路经秦岭蓝关古道（即商於古道的蓝关段）时，大雪封山，难以前行。危难之际，幸得亲人相助，韩愈不胜感慨，吟出了《左迁至蓝关示侄孙湘》这首千古诗章。这一批又一批诗人于此间边行边吟，一路踏歌来去，为后世留下了千余首古典诗歌。
    在中国文学的发展历史上，南北方的差异历来有之。尤其是魏晋六朝时期，由于南北对立，文化发展殊途，学术上有“南人约简，得其英华；北学深芜，穷其枝叶”之说。自隋唐统一，南北双方开始注意相互间的借鉴与吸收。唐初有人明确提出南北文学应“各去所短，合其所长”。话虽如此，要想真的做到南北交流与融合，必须经过漫长而艰苦的过程。贞元年间，有一位福建籍诗人欧阳詹赴京参加科举考试，返乡行经蓝关所在的东秦岭时，触景生情，写下《题秦岭》一诗：“南下斯须隔帝乡，北行一步掩南方。悠悠烟景两边意，蜀客秦人各断肠。”一句“北行一步掩南方”，将秦岭这个中国地理南北的分界线写得神活灵现。
诗歌是古代文人骚客感怀抒情的一种方式，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历史，记录了当时的社会生活。梁代著名文学批评家钟嵘在他的名著《诗品》中曾着重阐述自然现象、社会现象与文学创作的关系，指出诗的产生是客观的感召和刺激在作者心灵上的回应。欧阳詹、李商隐等唐代诗人在商於古道上的诗作，正是钟嵘这一文学理论的有力诠释。诗人杜牧的《商山麻涧》，一改他此前《题商山四皓庙一绝》和《题武关》中“今日圣神家四海，戍旗长卷夕阳中”的豪迈气概，显露出工于描写自然景物的艺术才能：“云光岚彩四面合，柔桑垂柳十余家。雉飞鹿过芳草远，牛巷鸡埘春日斜。秀眉老父对樽酒，倩袖女儿簪野花。征车自念尘土计，惆怅溪边书细沙。”山村春日黄昏时分，云光岚烟笼罩中的山庄，柔桑垂柳掩映下的人家，禽兽豕奔归林，鸡牛入巷进栏，老者对酒啜饮，村姑簪花打扮的种种景象，和谐完美的融合在一起，一幅丰富新鲜的夕照山庄图跃然纸上。诗中景色气氛淳淡而深厚，简朴而亲切，给人留下历久难忘的清新印象。诗人在最后两句中则道尽自己常年官差奔波，惆怅迷茫的心情，隐隐透出一种身世落拓之感。杜牧是陕西人，如果这首《商山麻涧》是他作为北人向南人学习借鉴的一个范例的话，那么，湖南益阳诗僧齐已的《过商山》中“迭迭迭岚寒，红尘翠里盘”的句子，则是南人学北的一个重要例证了。诗中连用3个“迭”字起首，险奇贴切，意即商州层层叠叠、连绵不断的山脉，都笼罩着岚烟雾气，红尘人家也都是在苍翠的丛林环绕中的小盆地里安家，所记所写都是商於古道上的实情实景。3个“迭”字、1个“盘”字，起起伏伏，这般景象，又岂是他在南方能见到的？是商州这块北地给了他这样的灵感和笔融。还有江苏淮安籍诗人赵嘏的《商山道中》一诗：“和如春色净如秋，五月商山是胜游。当昼火云生不得，一溪萦作万重愁。”作者借写商山盛夏时分的天气来抒发自己的愁绪。盛夏的商山，气候和暖如春，云净如秋，实在是避暑旅游的好去处。入夜，灼热的云彩燃烧不起来，只得将一腔愁闷化为清凉的河水。而这，在充满闲情雅趣的江南是无法体会到的。
    “我有商山君未见，清泉白石在胸间”。晚年寄居洛阳的白居易曾一往深情地写下了这样怀想赞美商州的诗句。商州山水激越了唐代诗人的才智和灵气，商於古道给诗歌创作以营养和精魂，是盛唐时期诗人们修筑的一条将唐代诗歌推向黄金时代的“诗歌之路”。这条浸润了历史与文学气息的古道，数着往往来来的脚步，听着或悲或喜的辞赋。千百年来，古道曲曲折折，在杂草中或隐或现，见证了数个王朝的兴衰，也担负了南北文学的交流与融合。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历代史学家与文学家对这条流淌唐诗的“诗歌之路”研究甚少，有所忽视。人们比较注重始于汉盛于唐的“丝绸之路”，而忽略了可与“丝绸之路”相媲美、相得益彰的“诗歌之路”。令人欣慰的是，陕西省人民政府日前已将商於古道文化景区列为全省十大重大文化产业项目，准备进行重点开发建设，但愿这一举措能使商於古道所承载的千年历史文化财富，世代传承，永放光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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