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议先秦之上雒_商州民间文化

商州——丹凤地理图

近些年来，由于镌有 “雒亭” 铭文的秦陶罐在商州孝义湾出土，一些学者、史地爱好者，对几千年来“汉前无上雒建制”的史学结论提出质疑，认为现商州孝义古城就是汉前“上雒古城”或“上雒故城”。今年（2017）初夏，“上雒丞印”秦封泥的公布，更是引起世人震动，为质疑者提供了有力佐证，再次激起人们的“雒”趣。
上鄀、上雒、商洛……，头绪很乱，亟需梳理，还商山丹水以真面目。为此，笔者也想就先秦时期有无上雒的问题议一议。
一、地域称谓
暂且不说对孝义古城的定性，先看看先秦时期，即秦王朝一统之前在现商州这块地方是否曾冠名为“上雒”。若连上雒之地域称谓都没有，何以奢谈上雒古城之地望？
答案是肯定的：有。
《左传•哀公四年》曰：“楚人既克夷虎，乃谋北方。……蛮子赤奔晋阴地。司马起丰、析与狄戎，以临上雒。左师军于菟和，右师军于苍野，……。”说的是晋哀公四年即前491年（前，即公元前，下同），晋国在楚国左右两路大军强势压境下，被迫诱捕了叛楚投晋的戎蛮头领赤等人，并送还楚国的故事。
《左传》，作者左丘明（前502年—前422年），春秋晚期人；成书时间，前403年─389年战国初期。这是中国古代第一部记事严谨、议论精辟的编年史，其权威性历来为为史学界所公认，故所言可信。作者和所述事件为同一时代，和后世人的转述不同，其可信度更高。
文中所说的“上雒”，即使非指城邑，起码也是指现商丹一带的地域。
这就是说，最迟在公元前约五百年的春秋末战国初，在秦始皇统一中国前的先秦时期，丹水中上游的这个地方就被人们称作“上雒”，并写进史书了！
文中还提到另外一些地名，如阴地、丰、析、菟和、苍野，而无“商”的字眼出现，合理的解释是，此时的商丹一带就叫上雒，而非商也。
二、称谓来源
上雒之称谓和一个名叫鄀的古国有关，很多学者认为上雒就是上鄀。笔者基本认同这一观点，更准确地说，上雒是古鄀国的主要部分，上雒的称谓是沿鄀─上鄀国名演变延伸而来。
鄀是一个古老的民族，其先祖就是黄帝次子昌意。据《史记》记载，约前2500多年，昌意“降居若水”，建立了鄀国。立国地望大概就在黄河中下游的中原一带，离商朝京畿不远。之后，随着漫长岁月的流逝，鄀国逐渐向西、向南的秦岭东南麓丹水流域扩展、迁移，成为古上雒乃至整个丹水流域的的主人。
夏商时期是鄀文化的活跃期。尤其在商朝，鄀国更是商王朝畿内政治、经济、文化实力较强的方国。鄀人的首领在商王室有较高的社会地位和威望，鄀人的占卜术水平很高，技倾朝野。商王时常“若受年”，请鄀巫师占卜年收成情况。商州东龙山遗址出土了包括很多卜骨在内的大量夏商文物遗存，其中的卜骨很引人瞩目。可以说，占卜是鄀文化最显著的标志，而此时的楚人还处于“游徜徉”状态，势单力薄，尚未立国。所以，商州东龙山遗址出土的夏商文物应是鄀文化的反映。
商灭周兴后，鄀国臣服于周，又受到周王室的册封，但鄀国有自己的纪年与正朔（鄀正），不用周正，不奉纪周王统年。这说明，西周早期鄀国的影响力仍然很大。
当然古上雒这块地方曾有过包括楚人在内的其他民族的存在。但楚从鄀出，流着鄀人的血统，是鄀祖先昌意之子颛顼（号高阳氏）的后裔。鄀国的昌盛期，正是楚人的滥觞期。从颛顼到周文王隔着帝喾、尧、舜、夏、商王朝，约一千五百年之久。楚族自先人季连开始“游徜徉”，最少经历了九次大迁涉，从中原祖居地向北向东又折西漫游，最后又向东向南发展。商末，在鄀国的鼎盛时期，楚人才在鬻熊的率领下，投奔了西岐首领姬昌（即周文王），被周文王封为“楚族始祖”，周初鬻熊第四代孙熊绎又被周成王赐封为“子男”称号，封地“五十里”于丹水之阳，正式建立楚国。其时，楚国“土不过同（方百里为一同）”，小得可怜，影响甚微矣。不过楚国毕竟为周王所封，名正言顺，经过百年“筚路蓝缕”的艰苦创业后，逐渐坐大，蚕食鄀地，危及鄀国的生存，最后成为鄀国的宗主国，直至完全吞并了鄀国。所以古上雒、商丹盆地、甚至丹水流域也打上了楚文化的印记。
春秋后期到战国时期，古上雒是楚、晋、魏、秦争雄称霸的激烈战场，都想把上雒─六百里商於之地占为己有。而鄀国这个执迷于卜术的君子之国，只能在列强的夹缝中受气，朝秦暮楚，左右逢源，以求苟延。所以鄀人亡国是历史的必然，是迟早之事。
学者陈朝霞通过对西周晚期器物铭文的对比研究得出结论：鄀在年西周恭王（前909）以后，最迟于周夷、厉两王（前869─前841）年间，才分为上、下二鄀，即豫西的商密鄀，鄂西的宜城鄀。虽然谁上谁下史界有异，但主流看法认为，商密鄀为上鄀，宜城鄀为下鄀。
鄀的消亡应从前621年，即秦国师攻打鄀国的第二年，鄀都由商密迁至宜城之时计起。消亡有个过程，先上鄀后下鄀。其时，宜城之下鄀名存实亡，变为楚国的一个县，逐渐为楚边沿化、同化。而在此后的一个半世纪里，不愿南迁而留下来的鄀人又逐渐在商密形成一定势力，并有一定影响，被人称为上鄀。前491年出现了“上雒”的说法，说明当时上鄀的地理疆域和历史地位很微妙，名亡实存。原属鄀国的商丹盆地为晋国所占，上鄀被挤压在都城商密附近一带的很小空间里，就这样还是不为楚所容忍，时常受到楚国的威慑。以至于在前478年，楚与商密鄀最终还是兵戎相见，结果上鄀大败，鄀主将观丁父也被楚所俘。
这以后，上鄀才真正灭亡了，鄀国才彻底退出了历史舞台。
上雒、商密山水相连，同处秦岭东南山麓，同属丹水流域，同为商於之地，同属一个鄀文化圈，为鄀（上鄀）国的势力范围。包括淅川在内的西峡、内乡的豫西等县，自古以来在政治、军事、经济、文化诸方面就和商洛密切相关。鄀国故都商密，就在丹江下游的淅川县境内，现丹江口水库北区就在这里，鸡鸣三省的紫荆关，商於古道的终点也在这里。
荀子说：“名无固宜，约之以命。约定俗成谓之宜，异于约则谓不宜。” 这种在一定时空里的约定俗成，诸如由国名、人名、水名、动物名、植物名甚至神话传说等等演变延伸为地名的事例，枚不胜举，司空见惯。若遇行政建制、修志、著作，约定俗成的名称往往会成为法定。
因此上雒之称谓十有八九是从上鄀演变延伸而来。国亡，不等于由国名演变延伸的地名也没了。
三、县治地望
随着秦封泥的发现，说明秦时已有上雒县，汉代的上雒县，实际上是汉承秦制，是保留不是创建。因此，在上雒地域上设置一个上雒县，顺理成章。
有人质疑秦封泥说：“不排除其中掺其少量的汉初之物”。须知，在一般正常情况下，专家看走眼的可能性甚小。更何况秦封泥为秦之物，形成于前221─前207年，而所谓“混入”的汉“上雒丞印”封泥，则应是汉武帝元鼎四年（前113年），汉上雒县从商县（现丹凤）“析置”时才有的。百年之隔的秦、汉封泥竟会出土于同一地点，令人匪夷所思，其巧合的概率几乎为零。
不过，对秦封泥有个疑问：秦朝实行郡县制是一件大事，既然有了上雒县的行政设置，为何没有历史记载？究其原因，可能有三：其一，秦朝寿命太短，只有十五年，没来得及建档；其二，秦始皇焚书坑儒，控制很严，不准记载；其三，项羽的一把火把有关文书同阿房宫一起烧了。最可信的是其三。
众所周知，秦始皇实行郡县制时，商县县邑（商鞅封邑）早已在丹凤古城落户了，那么为何不为“上雒县邑”也建座城池呢？总不能让县太爷背着大印到处流亡吧。最大可能性的答案是当时已有现成之邑，不必新建。是现在的商州城吗？不是，这是一座宋城，为秦后1000多年所筑。搜寻丹江两岸及南秦河一带再无任何城邑迹象，唯有位于孝义湾的一座古城，疑似“上雒县邑”。从遗址来看，有城墙，有烽火台，有大量出土的箭镞剑戈，丹水环城又形成天然护城河，南北均为高山峻岭，易守难攻，实为商於古道上的兵要重地。虽然也有较为狭小之缺陷，但作为一种缓冲过渡，担以县邑之重任，也是极有可能的。既有现成之城塞，何不加以利用呢？也许，正因为如此，秦汉以后，直至西晋均无州治，一直隶属于内史、弘农郡、京兆君。也许，正因为如此，据史志记载，到公元364年，东晋兴宁年间，上雒太守王糜之还对孝义古城做了一次较大规模的改筑修建（史界有争议，待榷）。
那么，秦统一中国时，孝义古城尚在否？笔者认为：在。为秦孝公所筑，名曰：“苍野”。
【清】顾祖禹指出，秦孝公十一年曾在苍野“城商塞”。他在《读史方舆纪要》中考证：“《史记》：秦孝公十一年（前351年），城商塞。曰峣关见蓝田县，去今州百六十里，曰武关，曰白羽城今河南内乡县，曰苍野聚在州南。州为秦东南险塞也。”所谓“城商塞”者，城，系动词，筑（城）之意；商，泛指商山丹水之地域，同现在“商洛山”的说法类似；塞，即兵塞、要塞、关塞，兵要重地。故“城商塞”的原意应是：在商地筑建兵防关塞。
在这里顾祖禹只字未提丹凤古城，表明当时的“城商塞”没有丹凤古城。商鞅封地“商邑”是十一年后的前340年秦孝公专门为商鞅建筑的。但后人在解读秦孝公十一年“城商塞”时，总是和商鞅封地“商邑”联系在一起，认为“城商塞”就是丹凤古城。这是对“城商塞”误读。城塞和筑邑是两码事。
但是，何以见得“苍野聚”就是孝义古城呢？
北魏晚期的郦道元的《水经注》曰：“丹水自苍野，又东历菟和山，即春秋所谓左师军于菟和，右师军于苍野者也。”其中菟和山即现在丹凤资峪岭。
2013年，王国伟先生在《商洛日报》发表的《古上洛探秘》一文中力主孝义古城即为上雒故城，并指出孝义古城当时名为“苍野”，并做了多方考证。家住孝义古城村的李明记先生也持相同观点，并著书《上雒古城遗址探秘》论证。
笔者从网上下载了一张商州─丹凤的地图，并对孝义古城等地名做了标注，还对其中有关村镇相对于商州城的距离做了大概测量（如下图所示）。从地图可直观地看出，商丹盆地即此段商於古道呈东偏南南走向，孝义古城据商州城约23公里，距丹凤县城约18公里。古城位于夜村东约2公里，资峪沟口位于丹凤城东约11公里处。古城与资峪岭（沟口）约29公里。
综合统观《左传》、《水经注》、《读史方舆纪要》等史书的记述，并与之比对，可看出苍野同孝义古城的地理位置基本吻合，符合“城商塞。……曰武关，……曰苍野聚”，“丹水自苍野，又东历菟和山”，“以临上雒。左师军于菟和，右师军于苍野”之说，故可断定苍野和孝义古城实属同一地点。
有趣的是，笔者也对孝义古城墙和旧商州城墙周长做了一个大概测定，发现二者城墙周长竟无太大的差别，均约三公里。只是孝义城为长方形，南北长，东西短，而商州城近似正方形，东西略长。但二者的城郊差别很大，商州城的郊区显然大得多，很利于后续的开拓发展。
所以，秦始皇因地制宜，权衡利弊后，将原有的秦孝公筑建的孝义城塞升格改造为上雒县治，是完全有可能的。
本世纪初，在孝义古城东约二、三公里处的刘二村出土了一只带有“雒亭” “楚里孙”铭文的秦陶罐，无疑也是上雒县地望的一大实物佐证。刘二村、刘一村（原名下塬、上塬）和牌楼街，都是古城郊区的聚落，紧连商、丹界桥─雷家坡丹江大桥。
“雒亭”也许就是秦时刘一二村的称谓。县乡里亭，在城关或城郊设亭，县亭同城，也是惯例，似在情理之中。即使现代大都市的城郊不也有区、乡（办事处）、社区、居委会（村），甚至城中村，不也同城吗？
要指出的是，虽然秦孝公曾在孝义湾“城商塞”，但也不能就此下结论说此前晋国就没在此筑城。秦孝公的“城商塞”，也有可能是在原有基础上加固维修或重建。毕竟上雒曾为晋（魏）地，占领的时间最早也最长，直到魏惠王后元六年、楚威王十一年（前329年），魏楚陉山之战后，魏国才很不情愿地履行诺言，把上雒全部送给了秦国。
四、城邑弃毁
上雒县治何时迁往南秦河和丹江交汇处，即金凤山下的商州现址呢？或者说孝义古城是何时又为何弃毁呢？宋商州城的修建和孝义古城的弃毁有关系吗？
我们不妨再打破砂锅问到底，做以探讨。
上世纪五十年代中，考古界认定现商州城为宋城，城墙为土墙，城周长九里三。建城的主要原因可能是出于行政、经济、交通的综合考虑。此时，上雒县犹在，州县是否同城不好说，但孝义古城作为一座边防兵城，军事价值依旧，因此应该还是存在的。
那时，商丹盆地是宋金几百年的鏖战之地。面对金兵的侵入，秦桧大搞绥靖投降政策，“割秦商之半畀金”，在孝义古城和丹凤古城之间划了一条边境线。当时，丹凤的旧商县已改名为商雒县，金贞元2年（1154），金人又将商雒县降格更名为商雒镇，归上雒县管辖。元朝至元正元年（1264），又废上雒县，以州代县。从此商州取代了上雒县和商县，孝义古城的上雒县治被取消了，孝义古城被遗弃。
但战争使宋商州土城千孔百疮，于是元朝至元（1284－1295）年间重新缩建。据《大清一统志》记载：缩建后，“商州城周五里有奇，门四，南近丹水，东西北有壕，深二丈。”记载还明确指出：“明成化（1465－1488）、嘉靖（1522－1567）间甃砖。”另据民间传说，修葺州城时，拆除了孝义古城的城墙，并用人墙方法把砖头传递到城里，还将剩余之砖建了东龙山双塔。
如果传说可信，则孝义古城大规模被毁的时间应为明代成化年间。遭毁原因和战争无关，仅为建设新城所需。从此，孝义古城便无城可守，沦为一个普通村落，唯有民间代代相传的野史和时不时被农人刨出的箭镞剑戈、砖头瓦块，向世人炫耀自己曾经的非凡阅历。
五、小结与商榷
从以上分析，可有以下初步结论：
1、先秦时期就有上雒的地域称谓，最迟为公元前491年。上雒县的设置为秦朝，即公元前221年－公元前207年。孝义古城即上雒县治，亦即商州（区）故城。
2、现商洛市商州区（原商县）沿革于秦上雒县，和设在现丹凤的旧商县无关，并非汉时割境“析置”。县名相同只是名称延用，不是实体继承。
问题商榷：
1、商洛或商州（县）的得名，和古商国、商鞅封邑有关，但不能因此就说上雒的得名也如此，不能排除和鄀、上鄀有关的可能性。也许商洛或商州（县）的得名，是综合兼顾二者的结晶。
2、目前对现商州旧城的定性为宋城，据州县志史所记载，商洛（商州）辖县始于西晋泰始二年（266）。那么从西晋到北宋或南宋的千年左右的时间里，州城在哪里？是否也在孝义？
有人说，历史是不断证伪的过程。此言极是。为了不断逼近真实，就需要不断地求索，这就是本文的宗旨。只是鉴于水平有限，谬误之处在所难免，但愿以己之管见，求教于诸位有识之士。
（为更清晰地观察“商州——丹凤地理图”现将旋转90°附后）

(责任编辑：shank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