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山砺锐志丹水炼宰衡——任职商州的北宋宰辅章惇考述

商山砺锐志丹水炼宰衡
——任职商州的北宋宰辅章惇考述

宋史星河之中，章惇是一位功过交织、争议缠身却才干卓绝的特殊宰辅（北宋辅政重臣统称，即宰相群体，辅佐君主总揽全国朝政）。作为熙丰变法核心骨干、绍圣朝首相（北宋当朝首席宰相，为朝廷最高行政长官，总决中枢庶务），他锐意革新弊政、经略南疆疆域、整饬边陲武备，以凌厉果决的施政风格深刻影响了北宋中后期的改革进程；但其为政刚猛严苛、深陷新旧党争，也为后世史家褒贬评议留下诸多争议。历来学界论及章惇平生功业，多聚焦于朝堂博弈与四方经略，却鲜少注目：嘉祐末年（嘉祐年间， 1056 — 1063 年）三年商洛县令（北宋县级主官，全权掌管一县赋税、司法、民政、教化等所有政务）生涯，是这位闽地士子走出乡野、深耕基层、落地治民、塑就终身理政格局的关键起点，是其从恃才傲物的寒门士子蜕变为经世宰辅的淬炼基石。
嘉祐四年（ 1059 ），历经一次科考落第的跌宕磨砺，二十七岁的章惇再度赴考、甲科登第。彼时新科进士多争相渴求京职、跻身朝堂，章惇却傲骨自持、主动辞弃京阙敕命，远赴商州下辖商洛县出任县令，躬身扎根秦岭丹水间的山野基层。在商於古道的烟火民生中，他潜心厘清县政、深耕实务、交游名贤、寄情诗文，这段不被后世重视的县域历练，褪去了他的年少浮躁，预埋下他日后跻身中枢、主持国政的行事底气与治理根基。
彼时的商洛，地处商於古道咽喉要冲，群山盘亘、土地瘠薄、疆域狭促，丹江穿境东流，坐拥水陆交通之便，却积弊深重、民生困顿。县域山林垦殖无序散乱，关津私设税卡、杂税繁苛，山民依山垦种、谋生艰难，地方文风历经岁月兵燹零散凋敝，诸多政务难题积弊已久。褪去科场浮沉的浮躁傲气，初入仕途的章惇以亲民实干破局，立足商洛县域实际，推行五项载于《续商州志》《直隶商州总志》的务实举措，事事扎根乡土、直击痛点，切实惠及商洛山野生民。
其一，厘定县域田籍，规整山地赋税，裁汰豪强隐田积弊。商洛境内田地零散细碎，坡地、山田交错混杂，地界模糊难辨。乡中世家大户借机隐匿田亩、瞒报地产、规避赋税，而无沃土可耕的贫苦山民，反被县衙胥吏（北宋县衙基层办事人员，负责经办户籍、赋税、文书等日常庶务）层层摊派额外浮税，贫富负担失衡严重。针对这一乱象，章惇亲率县衙僚佐（县衙辅佐属官，协助县令巡察乡里、核查政务、处置公务），分乡分片实地履勘，踏遍商洛城郊、丹江两岸、南山沟壑，逐里逐亩丈量畸零坡田与闲散耕地，重新核定田产、造册定籍，彻底厘清多年隐匿的私田底数。同时依规优化赋税科则，对贫瘠荒坡、薄产田地酌情减免课赋，一举革除 “富户逃粮、贫民代输”的百年积弊。《续修商志·名宦小记》明确记载：“惇治商洛，清丈山壤，平赋便民，邑内田赋始有条理。”为商洛县域赋税公正、税源稳定奠定了制度基础。
其二，疏浚丹江支流渡口，规范沿江商税，激活山货流通经济。商洛盛产药材、桐漆、山果、竹木等山野物产，依托丹江水运本可外销获利，彼时沿江私设渡口、临时税卡密布，巡检差役（北宋基层专职吏员，负责关卡稽查、税务核验、地方安防巡察）层层盘剥勒索，导致商贩畏难裹足，本地丰饶物产长期壅滞山中、难以变现。章惇到任后大刀阔斧整改，统一划定官方法定征税渡口，尽数裁撤各类私设税卡，订立标准化验货、完税规制，严令禁止衙役额外苛索、临时摊派，从根源杜绝营商乱象。政令落地后，丹江航运再度兴盛，沿江市井聚落日益兴旺，山民采伐、种养所得得以顺流外销，长期沉寂的县域民间商贸愈发活络，为百姓拓宽了谋生增收渠道。
其三，劝垦荒坡闲地，因地制宜推广山林种养，盘活山地资源。商洛平地稀缺、耕地匮乏，大量近郊荒山、坡坎隙地、溪滩洼地长期抛荒闲置，土地资源严重浪费。章惇借鉴南方乡土种养经验，结合商洛山地地貌特点，积极劝导百姓因地制宜开垦荒地，在坡坎空地栽植漆树、桑树、核桃等经济林木，在溪滩洼地开垦田地种植粟谷杂粮。同时出台惠民激励政策，对主动垦荒、植木、拓田的农户，酌情减免当年徭役赋税，极大调动了民众生产积极性。此举既盘活了闲置山地资源，又构建起 “耕田糊口、林产补用”的山区小农生计格局，切实稳固了县域民生根本。
其四，精简县域徭役，错峰用工守护农时，保障农耕生产。商於古道为南北交通要道，常年需要修缮山道、戍守关隘、转运物资，过往县衙不分农忙农闲，随意征发民夫服役，屡屡耽误春耕、耘禾、秋收关键农时，严重影响粮食生产、惊扰百姓生计。章惇立足民本订立县域役规，明确划定农忙窗口期，春种、耘禾、秋收三季全面停征民间力役，所有山道修补、河道疏浚、城郭修葺等公共工程，悉数统筹挪至冬闲时节开展。同时严控征役人数与用工规模，严令禁止衙吏借征役之名私扰乡民、鱼肉百姓，让山民得以安心务农、深耕田地，从制度上保障了农业生产有序开展。
其五，修葺乡间社学，接续四皓文脉，延揽贤士教化乡土。商洛紧邻商山四皓隐居之地，自古崇文重教、文脉悠长，历经历代兵燹战乱，城郊旧式乡校倾颓废弃，寒门学子求学无门，地方文风日渐凋零。章惇重视教化、深耕文脉，自捐个人俸银修补废置乡校，延聘本地德高望重的宿儒开馆授课，主动减免贫寒子弟束脩学费，保障寒门学子求学之路。理政闲暇，他亲赴四皓祠拜谒先贤、整理残存碑碣，以四皓隐逸守道、修身济世、心怀家国的典故教化邑人、熏陶民风，全力助推县域文风复苏、文脉传承。
理政之余，秦岭灵秀山水滋养胸襟，文坛良友相逢切磋学艺，章惇寄情志于笔墨，留下诸多吟咏商洛风物、抒怀仕宦抱负的原创诗作。受宋元连年战火损毁，其商洛诗作大多散佚失传，现存佚诗、唱和原作、行旅诗作，尽数收录于《全宋诗》《伊川击壤集》及历代商州旧志，成为其商洛三载基层历练与心境蜕变最真切的文字注脚。其中，章惇所作《早梅四首》是其代表诗作，亦是他与邵雍牡丹雅聚之后的酬答原唱，以商洛山野寒梅自况，寄寓身居僻县、深耕实务、不改青云之志的高远胸襟。惜原作仅存题目与零星佚句，《全宋诗》及清代《商州旧志》辑存其句： “寒萼凝霜依涧阿，山城地僻少人过。不因僻壤风霜重，哪得孤芳品格多。”
全诗以商洛南山溪畔凌寒绽放的野梅为喻，映照自身身处偏远小邑、躬身深耕民事，彻底摒弃年少浮躁、潜心磨砺操守与才干的蜕变心路。邵雍品读原作后深为认同，依韵创作四章酬和之作，收录于《伊川击壤集》传世，成为二人诗文相交、心性相知的珍贵见证：
其一
只应王母专轻巧，剪碎天边乱白云。
无限清香与清艳，樽前饫享尽输君。
其二
梅覆春溪水绕山，梅花烂漫水潺湲。
南秦地暖开仍早，比至春初已数番。
其三
群芳万品递相催，若说高标独有梅。
会得东君无别意，为怜清淡使先开。
其四
霜扶清格高高起，风驾寒香远远留。
太守多情客多感，金樽倒尽是良筹。
邵雍四首和诗，句句以寒梅喻人，暗赞章惇驻守商洛、勤政清廉、耐住山城清苦、潜心为民理政的品格。彼时金凤山凤凰塬卧牛台牡丹雅聚，年少恃才的章惇放言品花论世，被邵雍以 “观花见根方识本质”的至理点醒，自此收敛傲气、虚心治学、务实笃行，一唱一和的梅诗，正是二人由疏转厚、以文相交、以道相知的生动见证。
漫游紫阁峰、仙游潭等商洛胜境时，他所作五言《紫阁》直言： “我生山水乡，习得山中乐。每观唐人诗，梦寐思紫阁。”客居商洛、理政万山之间，秦岭灵秀山水唤醒了他早年的山水本心，更让他跳出士子书斋的空想，直面底层民生疾苦，彻底褪去名门士子的浮华骄矜，养成脚踏实地、躬身务实的处事风格。
商洛三载，亦是章惇与苏轼结下深厚文缘的关键时期。彼时苏轼任职凤翔府（北宋高阶地方行政区，地位高于普通州郡，长官总管一府军政、民政、财税事务），与商洛相距不远，嘉祐六年至七年（ 1061 — 1062 年），二人频繁跨山交游、把酒论世、纵论诗文、畅谈民生抱负。章惇亦留存《寄苏子瞻》诗句：“他日扁舟约来往，共将诗酒狎樵渔。”一句邀约，定格北宋文坛一段跨越秦岭的知己情谊。与此同时，苏辙原本受命出任商州推官（北宋州府核心佐官，专掌刑狱复核、公务稽查、吏治监督，辅佐知州理政），却因父苏洵未葬、需居家守制未能赴任，苏轼致信弟辙，留下“苦道商人望汝来”的诗句，字字尽显商洛士民对贤才理政的期盼，也侧面印证章惇在商洛广结文缘、勤政惠民，已然深得地方民心。
商洛三载基层历练，是章惇人生至关重要的蜕变淬炼期，完成了从恃才狂放的科举士子向务实担当的治世官吏的彻底转变。此前两度科考的经历，让他身负才情傲气、略显浮躁矜矜；履职商洛县令后，直面山地治理的现实难题与底层民众的真实疾苦，在清赋安民、通商兴市、劝农垦荒、兴教崇文的细碎庶务中磨砺心性、锤炼能力，逐步养成果决务实、大刀阔斧、直击痛点的施政风格。更为重要的是，他在商洛摸索形成的山地治理、税制优化、便民兴商、护农固本的施政思路，成为其日后中枢理政的核心底色，被完整迁移运用至熙宁变法落地与荆湖梅山拓边治理之中。
熙宁年间（ 1068 — 1077 年），章惇察访荆湖北路（北宋省级行政区“路”的专项差遣，专职巡察地方、督查吏治、推行新法、安抚边疆民生），主理边疆拓土与民生安抚事务，全程借鉴商洛垦荒劝农、惠民安民的治理经验，向流民贷给耕牛、籽种，鼓励开山垦田、植桑种稻，安抚数万蛮民、拓垦良田二十余万亩，成效卓著。其传世名篇《梅山歌》中“给牛贷种使开垦，植桑种稻输缗钱”一句，正是对其商洛时期劝农施政理念的凝练升华，将山区垦殖、安民固本的基层治理心得，转化为可落地、可推广的国家治理方略。
自商洛离任后，深耕基层、才干初显的章惇得王安石赏识提携，跻身熙丰变法中枢，历仕神宗、哲宗两朝，元丰年间（ 1078 — 1085 年）升任参知政事（北宋副宰相，参议军国大政、分管中枢政务，辅佐宰相处理朝政），绍圣元年（ 1094 年）拜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北宋元丰改制后法定正宰相，总领三省政务，执掌全国最高行政权），登临宰辅高位，执掌朝政大权。主政中枢期间，他力复青苗、免役等新法，革除元祐时期（ 1086 — 1094 年）朝政积弊，整肃军政、稳固朝纲，深耕西北边防，以“浅攻扰耕”之策挫败西夏主力，促成夏国遣使请和，稳固北宋西北疆域，圆满兑现了早年在商山丹水间立下的经世报国之志。
纵观其一生，虽深陷新旧党争、为政严苛凌厉，后世评价褒贬不一、争议不息，但不可否认的是，其治国理政中扎根基层、务实为民、兴利除弊、固本安民的核心底色，完全根植于商洛三载躬身民事的淬炼与沉淀。秦岭商山收敛了他的少年狂傲，丹水清流滋养了他的治世才干，一县之治淬炼出宰辅之才，数载基层耕耘锚定了一生报国初心。
元符年间（ 1098 — 1100 年）之后，朝堂更迭、政局动荡，章惇因直言阻立宋徽宗遭罢相贬谪，晚年辗转南方、漂泊落魄，却终生难忘商山丹水的滋养与历练。千载岁月流转，凤凰塬牡丹亭碑碣犹存，历代《商州志》名宦篇目稳稳留存其治政功绩，其商洛存世诗作藏于方志、载于典籍，伴着丹江流水代代相传。章惇与商於大地的深厚缘分，不仅是北宋士大夫由郡县基层淬炼、向庙堂中枢进阶成长路径的典型缩影，更彰显了商洛千年文脉兼容并蓄、涵养名士、沉淀文史厚度的独特底蕴，为后世探究北宋基层治理与士风演变，留下了珍贵的文史印记与历史启示。
( 作者单位：商洛市商州区文化和旅游局 )
——转自网络《书影漫谈录》，封面图片另加，内容有删减。
(责任编辑：商州民间文化研究协会)

商山砺锐志 丹水炼宰衡——任职商州的北宋宰辅章惇考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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