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的腰市（连载）——豪气干云王嘉猷，曾为妇女争自由

民国时期的腰市（连载）

——豪气干云王嘉猷，曾为妇女争自由

（紫峪村86岁的小脚老太）

“腰寺有个王嘉猷，曾为妇女争自由。行走骑着一匹马，翻山走的鹞子垭。走上湾，过下湾，四垭岭上把景观。四垭岭，四垭寺，垭上两株大松树。精壮威武几个世，把天磨得嘎吱吱”。
腰寺川从抗战时期到现在，一直流传着这段顺口溜。这是腰寺民众盛赞王嘉猷威风、气魄、品格、功绩的原始篇章，也是对这位腰寺镇民国时期的杰出人物最善意的纪念。
王嘉猷是腰寺镇黄川村人，民国二十二年，也就是1933年左右，任商州北区保安团长，在腰寺大荆一带办理团务，正气干云，推行了一系列福泽千家万户的惠民之策。
首先是土地政策。他负责丈量土地，以土地亩数交税。因山地贫瘠收入少，王团长便加大公尺，让边让荒。山坡上农民自开的小块荒地，不算亩数，想方设法减轻农民的负担。
第二件事是惩治地方小吏，滥用职权。严厉告诫保甲人员：不许随便摊派粮款，加收粮款，违者依法处置。
第三件事是整肃民风，戒毒戒赌。无论是保甲人员还是普通乡民，不准贩毒吸毒。贩毒、赌钱者，一旦抓住，轻者罚款，重则劳役。一时间，腰寺大荆一带，正气昂扬，民风大变。
他一手革弊政，破陋习，一手开蒙启智，兴办教育。尤其是禁止妇女缠足，并在黄川创办“行知女子学校”，令山村女子喜不自胜。实行平民教育，提倡男女平等，破除妇女缠足，在腰寺大荆一带是破天荒的头一次，撞开了一重重封建闭锁的大门，凿开了两川农家妇女接受新式教育的历史先河。
缠足是中国古代的一种陋习，女性用一条长布将双脚紧紧缠裹，使其脚骨畸形变小，以此为美。小女孩从四、五岁起便开始缠足，直到成年骨骼定型后才将布带解开。据现代学者考证，缠足开始于北宋后期，兴起于南宋，发展于元代，兴盛于明清。传说较多，也是众说纷纭。中华民国建立后，作为移风易俗的一个重要举措，孙中山总统于1912年3月发布《大总统令内务部通饬各省劝禁缠足文》，也就是我们平时说的“劝禁缠足文”。到了1928年，南京国民政府再次发布《禁止妇女缠足条例》。陕西民政厅长邓长耀，贯彻此条例力度很大，除了明察暗访民间的执行情况，善言劝导，还挨家挨户发《放足歌》，临时组织一种赤脚小脚游行，西安甚至禁止小脚妇女去公共场所。
省会城市的放足运动，轰轰烈烈，可春风不度秦岭山，闭塞的商州，家长们依旧笃信，“三寸金莲”就是美观。在山区要求妇女绽脚，杜绝妇女缠足的阻力的确很大，要打破“观足知美丑”的千年陋俗，男男女女一下子都适应不了，实在很难。
王团长大刀阔斧下命令：谁家的女孩不绽脚，谁家的女孩敢缠足，就把裹脚布挂在谁家家长的脖子上，上街游行示众。这一招很灵，千年桎梏被彻底废除，多少女童免遭折骨之苦，伤残之痛，家家户户高高兴兴。
她们更高兴的是绽了脚，或者不缠脚，就可以和男孩子一样上学读书。腰寺大荆的女孩子，可以操着一双大脚，兴高采烈地去上“行知女子学校”。
辛亥革命以前，女子学校只是在几个大城市里，有几所教会学校。女子接受教育都是在自家私塾，或者家里聘有家庭教师，被称为“贵族教育”，平民女子是享受不起的。
民国初期，女子教育虽受到关注，但时局动荡，收效甚微。直到“五四运动”前后，一些留学欧美回国的学生，带回了教育的新理念，新思想，为闭塞落后，受教率极低的中国教育，带来了一股清新之风。尤其是出身贫寒的教师之家，考取教会学校的陶行知先生，留学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回国后，积极倡导，奔走呼号，有识之士，投身教育，创办学校，平民教育才得到广泛的宣传和推广。女子学校此后也逐渐增多，有不少大学也开始招收女生，慢慢实现男女同校。
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女子要想接受新式教育，就必须有一双大脚。中国第一位女硕士、女博士、女教授，胡适的密友，林徽因的老师陈衡哲，就是躲过了缠脚，挣脱了包办婚姻，走出国门，留学美国的。在美国，她结识了一批优秀的青年才俊，其中包括胡适和后来成为她丈夫的卢鸿隽。
六七岁的陈衡哲，与母亲、女佣斗智斗勇，躲过了缠脚。1914年，十六七岁的她，为反对父母安排的包办婚姻，抓住机会，考取了清华学校的女子公派留学班。回国后，任教于北大历史系，成为北大乃至中国第一位女教授，第一位白话文女作家。她的人生经历，就是一部妇女解放的教科书。
试想，如果她缠了脚，一人如何走出国门？如何成为中国第一位女教授？失之毫厘，谬之千里，起步的方向错了，永远也无法到达理想的终点。
由此可鉴，王嘉猷先生对腰寺大荆一带的农家女子，上学求知，改善生活，改变命运，追求男女平等，追求思想独立，经济独立，人格独立的巨大转变，起到了不可估量，无法替代的作用。
女子乃齐家之本，清国之源。兴办女校，让女性挣脱传统观念的束缚，走出家庭，接受学校教育，为时代，为社会，为家庭，发挥其特有的作用，是功在千秋的善举。有句俗话说的好：一个好女人，可以旺三代。
在腰寺教育界，解放前后的三四十年，活跃着一群引人注目，令人尊敬的女先生，均毕业于“行知女子学校”。其中就有我在十三社上学时的王老师，记不起名字了，还有如今仍记着相貌和名字，当初给我代过课的王芝粉、王淑杏、任嘉贞先生。
王嘉猷团长，费尽心力，改变了腰寺大荆自古以来妇女“三寸金莲”的封建余孽。开办女学，兴盛教育，山川欢笑，百姓开心，女童们以及她们的母亲，简直把王团长奉若神明。可是，他的条条政策，阻挡了土匪头子周寿娃兄弟的发财之道，威胁着周的土匪武装。周乘风作乱时，花大价钱买通了王团长的内卫，有组织、有预谋，内外勾结，瞅准他偶然回家，内卫人少，便在黄川村的家里暗害了他。
一代豪杰，英年早逝。多少年来，正直高义，仁慈悲悯的英雄，在腰寺川的田间地头，口口传说，代代称颂。
王嘉猷的父亲在当地是颇有名望的医生，家里开着中药铺子，文质彬彬，儒雅和善。儿子被残害后，腐败的政府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王嘉猷的副官王维益，领着王团长原来的十几个亲兵和腰寺的乡勇，在上集村的黄龙架，与纠结了洛南土匪的周寿娃，干了一仗，终因势单力薄，远走他乡。王大夫只好单枪匹马去破案，他一人一马一杆枪，驰骋周围区县，四处搜寻杀害儿子的凶手，整整跑了两三年。
功夫不负伤心人，终于从一伙赌钱的兵痞子那里摸出了底线。一天，王大夫走进我家的饭店，一言不发，抽走了我父亲卖肉的砍刀，神情严肃地出门而去。我父亲愣了一会儿神，感觉不对劲，就跟着出去看，只见两个保丁架着一个男青年。王先生抓起那个男子的一只脚，一刀下去，此人的脚就不见了。我父亲急得大喊：“你咋不言不传，动这滥子（闯祸）？”王先生愤愤说道：“他勾结恶人通报消息，害了我的儿子，没有取他性命，已是便宜他了。砍他一只脚，让腰寺大荆的恶人都长长记性！”
这个青年男子据说是大荆人，他的媳妇，就是土匪后来给抢的，可见此事不假。
王嘉猷父子都是开明慈善之人。我父亲1954年病逝后，王大夫来到我家，我以为他是来要药钱的。可是，他却对我们说：“我不是来要药钱的，我是看你们娘儿们一伙咋生活呀？”他告诉我们弟兄三个，鸡蛋的生意可以做，他给本钱，然后挣了钱，去买个架子车，到大荆煤矿拉煤卖，可以维持家计。本钱他不要了，一年给他拉上两车煤就行啦。
常言说得好：积德无需人见，行善自有天知。这样的父与子，我几辈子都会记着的。
（连载审稿：郭志康）

(责任编辑：商州民间文化研究协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