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寻豫鄂陕时期那位红色杀猪匠

追寻豫鄂陕时期那位红色杀猪匠

一九九二年，国家主席李先念逝世前一个月，在医院里接见有关部门领导时，再一次说道：“陕南人民真好呀！中原突围后我们到那里，生活非常困难，他们把猪娃子都杀给我们吃了，没有他们的支持，革命是不可能胜利的。”这是地方党史资料中，国家主席李先念肯定陕南人民当年坚定支持中原新四军的一段历史记述。

（一）

1946年6月下旬，蒋介石破坏国共双方刚签订的停战协定，调集30万国民党军队，将中原军区新四军5万余人包围。军区司令员李先念、政治委员郑位三率部于26日突围。北路突围部队冲破国民党军队重重合围，于7月17日进入陕南地区，8月初创建豫鄂陕革命根据地。
豫鄂陕革命根据地距今已经过去了七十多年，党领导下的革命根据地政权组织，当时仅仅坚持了七个多月时间。可是，中原军区新四军在这期间，与陕南人民结下的深厚阶级感情，几十年来一直见诸于党史资料和报端媒体。唯独不见那位曾经被李先念主席提到的“把猪娃子都杀给我们吃”的红色杀猪匠的踪影，令人费解。
首先，作为一位国家领导人，李先念主席戎马一生，曾多次接见原商洛地区相关领导，表达对商洛人民当年革命贡献的肯定。在他病逝前一个月，接见有关部门领导时讲的话肯定没有问题，绝对真实可靠，不容置疑！
第二，地方党史研究工作较晚，商洛地区80年代初成立专门党史研究机构，开始收集整理散失在民间的红色文化资料。当时许多事件亲历者还健在，但基于当时人力、财力所限，无法全面完成党史赋予地资料征集任务。
第三，十八大以后，我国党史研究进入一个新阶段。国家十分重视红色文化资料的挖掘研究，政府拿出大量人力、财力支持党史研究，一大批鲜为人见的党史人物和党史资料被挖掘整理面世，红色文化教育深入人心。
第四，由于红色文化教育的不断普及，关注研究党史的人越来越多，一些党史研究的专家学者，退休后纷纷撰写红色宣传文章，以事件亲历者、见证者的不同身份，不断传播红色历史文化，宣传党的伟大光荣历史。
在这期间，围绕地方党史研究工作，民间社会力量在传递党史研究信息、追踪红色历史线索、破解红色资料缺失、撰写红色研究文章等方面，实力不可小觑。
我从2015年开始，在大量阅读老党史研究工作者撰写的红色历史文章后，对红色文化研究产生了浓厚兴趣。随后相继阅读了王智民、刘少鸿、郭书俊、刘根志等党史专家撰写的纪念文章。在与原市政协文教委主任、地方党史研究专家张毅真老师的交往过程中，从他那里真正了解了党史研究资料中，一些无法回避的历史细节。在讨论、争论中，我了解了红二十五军军史人物中真实的戴季英、军魂人物吴焕先，陕西党史人物杜衡、国民党警一旅旅长张汉民，以及李先念在北宽坪养病、七过丹江的真实历史。交谈中我们每次都无法回避“鄂豫陕”“豫鄂陕”这个被很多人容易混淆的历史话题，上百次提到“那位红色屠夫在哪里”的历史追问，但历史好似从这里打了一个死结，让人困惑。

（二）

时光进入2023年5月份，宋人“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的千年绝句，在我这里得到了应验，我和张毅真老师苦苦追寻的历史追问有了一个答案。
“五一”节这天，我应协会理事、陕西商江芳杰有限公司总经理董慷慷女士邀请，为她的市级非遗产品、商江芳杰松花变蛋的传承历史写一篇研究文章。一大早，我和董慷慷一起驱车赴商江芳杰松花变蛋的原产地，商州沙河子镇董涧村去进行实际采访。
采访过程中，为了解董氏家族的历史渊源，我专程来到了退休干部董安堂家里。由于我们两人是老熟人，见面后难免话题多了一些。就在我们交谈正酣之际，我的手机铃声突然响了起来，打来电话的正是我的好友张毅真老师。他在电话里再次谈起了近期为洛南县党史研究编写的一本红色文化书籍中的一些历史细节问题，其中不乏又提起了李先念主席讲到的陕南人民“把猪娃子都杀给我们吃了”这件事，这勾起了我们就同一话题的再次讨论。
本以为我们两人的电话交谈，冷落了坐在一旁的董安堂、董慷慷两人，谁知他们一直听得十分认真。当我把电话挂断后，坐在一旁的董慷慷立即站了起来，很认真地告诉我：“徐会长，你电话中要寻找的那个人我知道！他就是我的外爷，叫任满院，我妈妈经常给我提起这件事。”
我当时半信半疑地问道：“真的吗？”
董慷慷回答道：“一会儿你问一下我妈，他能给你说得清清楚楚！”
我说：“那好吧！”
接下来，我们行走在董涧村的巷道里，对几位董氏老人进行了现场采访，厘清了“商县董师变蛋”传承人的传承关系和历史脉络。最后走进商州董氏祠堂，亲身见证了董氏家族几百年的历史辉煌。
来到董慷慷家里，董慷慷的妈妈正在忙着对做好的变蛋进行筛选。我说明来意后，提出需要她配合我补充一些关于董师变蛋传承的几项内容。董慷慷妈妈叫任引娃，她饱经风霜，十分干练，曾担任过董涧村的村委会主任，是一位名副其实的女强人，采访一会工夫就结束了。就在这时，我重提话题，向她讲述了地方党史资料中，关于国家主席李先念两次接见商洛地区负责同志时，讲到的“陕南人民……把猪娃子都杀给我们吃了”这件事，从而把话题引向了这些年来，地方党史研究工作者和爱好者，一直苦苦寻找那位红色杀猪匠历史踪迹的话题上。

（三）

我作为一个有四十五年采访经历的新闻老兵，今天面对的是一位年龄比我小三岁的被采访人，她怎么会知道七十多年前发生在自己家里的那段红色故事呢？其实，上天造化弄人，事情往往总有个例外，就像我当年在续家谱时，从只长我三岁的王树民表哥口中，知道了“我高祖的名字”，以及后来从当时只有十三岁的红色交通员鱼六初口中，知道了豫鄂陕时期“大面河乡政府”一样，人群中总会有那些“鬼精灵”，任引娃其实就是这种人！
任引娃的父亲叫任满院，他就是我们红色故事的主人公。任满院一生因家庭变故先后两次搬家，第一次搬家是因父母亲病逝，任满院、任双院兄弟俩跟随姨母，从祖居地原商县德华乡任家后村，搬迁到原两水寺乡流岭槽村仰天池居住。第二次是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期，他响应国家号召，跟随红军弟弟任双院，从原两水寺乡流岭槽村仰天池迁往张村镇董涧村，红色故事的发生地就在流岭深处的仰天池村。
仰天池位于陕西省商州区夜村镇原两水寺乡流岭槽村，因山大沟深，行人抬头就能仰视天庭而得名。这里地处1791多米的九台山东南峰的半山腰，人居海拔高度在1300多米。向南翻过山就是上官坊地界，可以直达商州、山阳之间的东西楼山纵深地区。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以及豫鄂陕革命根据地时期，这里是通往丹江南北通道上的一个重要红色站点，任满院的家就住在半山腰，稀稀拉拉住着几户人家。
任满院大约出生于民国初年，妻子叫秦樱桃，生有四个子女，每个子女之间正好间隔七年，小女儿任引娃就是那种“鬼精灵”式“把把娃！”由于她是任满院家里最小的孩子，从小机敏灵巧，大人总是宠着她，家里大大小小的事情她总要“打破砂锅问到底。”任满院老两口也随着年龄一天天变老，总是把深藏在心底里的“老古经”讲给女儿听。时间久了，任引娃在她的潜意识里，就完整复制出了上辈人讲过的一些“陈芝麻烂油”式的故事链条。

（四）

任引娃的父亲叫任满院，过去主要靠杀猪卖肉养家糊口。他每年把家里养肥的大猪，屠宰后在家里做成“碗碗肉”（也称杂烩），拿到流岭槽集市上去卖，日子过得还比较殷实。一九四六年农历十一二月冬季的一天，任满院和往常一样，担着货郎担去流岭槽集市上去卖“碗碗肉”，由于冬季的日头一转眼功夫就落山了，一天下来做好的“碗碗肉”，只卖出去一大半就收摊回家了。
回到家里后，天已经完全黑了下来，任满院和妻子赶紧把煮好的第二天喂猪料倒进木盆里，抬到屋檐下，一家人就急急忙忙睡下了。第二天起床后，任满院刚刚打开房门，一下子被眼前的情景惊呆了。只见一排排穿着灰色衣服的新四军战士，满满地睡了一大院子，他定了一下神，赶快招呼大家进屋休息。这时一位干部模样的新四军走到他的跟前说道：“老乡，我们是从南边过来的新四军，是共产党领导的队伍。今天从这里经过，由于这几天和敌人一直打仗，好几顿都没有吃饭了，你房檐下放的东西能吃吗？”
任满院赶紧回答道：“这是昨天晚上刚煮好的，吃是能吃，就是没有熟透，害怕把大家肚子吃坏了，你们等一下，我再给煮一下就能吃了！”
那位新四军干部连忙摆摆手说道：“没事！”“没事！”于是大家用碗各自随便盛了小半碗，狼吞虎咽地吃了起来！任满院也没有说什么，他看到大家太饿了，于是连忙把昨天上集时剩下的那些“碗碗肉”，倒进锅里烧热后给大家用瓦盆端了上来，总算这顿饭就这样对哒过去了。
吃完饭后，这位新四军干部把任满院叫到一边，带着商量的口气说道：“老乡，我们近期连续与国民党军队打仗，部队伤病员比较多，需要及时补充一些营养，你能不能给我们搞一些猪肉，到时候花费我们会照价付给你的！”
任满院听完后稍微沉思了一下，接着说道：“这方圆几里地我都知道，没有大肥猪，再远一些的地方我考虑你们急着要离开，时间也来不及。只好这样吧！我猪圈里还有两头小猪娃，虽然杀不了多少肉，营养也没有大猪好，但总比没有强，干脆就把它杀了给大家吃吧！”
这位新四军干部听了以后十分感动，连忙说道：“那好！那好！”“我代表新四军感谢你了！”
任满院是方圆几十里的老杀猪匠，一家人立即张罗着开始杀猪，烧水的烧水，跑路的跑路，帮忙的帮忙，做饭的做饭，到了吃晌午饭的时候，一锅香喷喷的猪肉烩菜被端上了桌子，大家美美地饱餐了一顿。
晚上新四军就住在了任满院家里，第二天天还没有亮，他们就悄无声息地离开了任满院家。

（五）

第二天，任满院一家人回到家里以后，发现屋子里早已空无一人。经过仔细观察后发现，在土炕上的土窑窝煤油灯下压着一张小纸条，这是新四军这两天在家里居住时用过的粮食、物品等物资打的欠条。这张欠条后来由于害怕被国民党保甲人员发现，为了家里人的安全，欠条就被他当场扔进了炕洞里的大火中，被火烧掉了！
接下来在收拾灶房时，任满院发现在灶房的柴火堆里，还有一位新四军小战士因伤掉队躺在这里。当时这位小战士大约只有十二三岁，一双脚已严重冻伤，脚面被草鞋磨出了血，脚板肿得像个胖娃娃，无法走路。任满院立即把这位新四军抬到土炕上，一番安慰后用自己掌握的一些中草药知识，内服外敷，对小战士进行治疗，经过一家人的悉心照料，没有几天，小战士的脚开始消肿了。为了安全起见，任满院白天把小战士藏进柴草棚里，晚上接到家里住，加之营养能跟得上，二十多天后小战士的身体就基本康复了。
身体痊愈后，小战士急着要追赶大部队去，任满院感到小战士人太小，路上不安全，总是一拖再拖，最后他终于想出了一个好办法。由于商州地区盛产漆树，那年月当地人用漆油灌制漆腊，用于家里照明。于是任满院一家就专门为小战士制作了20斤漆腊，帮他捆绑好后背在肩上，装扮成小商贩。记得当时小战士背着20斤漆腊显得很吃力，可想小战士的年龄当时有多大。任满院把小战士送过房后面的大山后，含着泪水，依依不舍地和小战士告别！
后来，任满院和这位小战士再没有见过面，他心里十分复杂、难受，解放后每到每年冬天那一段日子，他总是深情地饱含泪水，喃喃地自语道：“那位新四军小战士他还活着吗？他到底去了哪里？”
任满院是一位地地道道的大山里农民，他可能是那位让我们苦苦寻找的红色杀猪匠，也可能是众多陕南红色杀猪匠中的一员，但他们在那个年月，为中国革命做出力所能及的个人贡献和不凡壮举，永远值得我们去追忆！
如今，豫鄂陕革命根据地时期已经远离我们有七十七年历史了，红色杀猪匠任满院也离开我们已经四十多年，追忆那段红色革命历史，追寻哪位不知名字的红色杀猪匠，就是让我们今天活着的人们，不能忘记过去，不能忘记历史，更不能忘记那些曾经为历史做出贡献的人！

（审编：徐刚民）

(责任编辑：商州民间文化研究协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