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商洛_商州民间文化

商洛是革命老区，从1927年最早的中共商县特别支部和中共龙驹寨特别支部建立，到1949年全国解放的23年中，先后有中共鄂豫边临时省委、中共鄂豫皖中央分局、中共湘鄂西中央分局、中共鄂豫皖省委、中共鄂豫陕省委、中共中央中原局、中共鄂豫陕边区党委等在商洛开展工作。

许权中旅及渭华起义部队、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红三军、红二十六军、红二十五军、红七十四师、红十五军团、中原军区部队、晋冀鲁豫军区第四纵队第十二旅和西北民主联合军第三十八军等转战商洛。其中红二十五军于长征途中创建以商洛为中心区域的鄂豫陕革命根据地，坚持长达两年零四个月。解放战争时期，英勇的中原军区北线突围部队进入商洛，与陕南游击队结合，又创建了以商洛为中心区域的豫鄂陕革命根据地，坚持斗争一年之久，在中国人民解放战争由战略防御向战略进攻转折的重要历史时期发挥了重要作用。这期间，党和军队的重要领导干部刘伯承、许权中、刘志丹、唐澍、徐向前、陈昌浩、许世友、贺龙、夏曦、关向应、程子华、吴焕先、徐宝珊、徐海东、刘华清、陈先瑞、郭述申、王首道、李先念、王震、郑位三、陈少敏等都曾在商洛战斗和生活过。在革命战争年代，商洛市的广大人民群众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全力以赴参军参战，以陈征、巩德芳、王柏栋为代表的3000多名商洛优秀儿女为人民的解放事业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一、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和中共商洛地方组织的建立
（一）五四运动新思潮的广泛传播和反抗北洋军阀的斗争
1、“五四”运动对商洛的影响
商洛地处秦岭奥区，封闭保守，自然条件和经济条件十分落后，官绅贪婪无度、兵匪横行乡里，苛捐杂税多如牛毛，广大贫苦农民处在水深火热之中。许多仁人志士在不断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
1919年“五•四”运动暴发，旅京求学的陕西籍及商洛籍的学生大都参加了这一爱国运动。“五•四”运动于同月中旬传到陕西后，陕西学界掀起声援热潮。期间，袁世凯与日本签订了卖国的“二十一条”更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愤怒。消息传到商县（含今丹凤县）后，全县人民群情激昂，尤其是青年学生。当时商县中学200余名学生在校长张志府、教员程景率领下，罢课游行，集会宣传；龙驹寨高等小学教师张忠彦和东关私立小学教师姚世杰等立即相应，带领学生参加爱国行动。一个反帝反封建的新文化运动在商洛与日俱增的开展了起来。
2、商洛籍进步青年宣传马列主义，追求革命真理
中国共产党诞生后，商洛市的一批爱国青年在京、沪、汉等地求学期间，深受革命风潮影响，日趋进步，后相继回到故乡宣传进步的革命思想和共产党救国救民真理，给沉默的商洛山区注入了新的活力。商南籍学生田荆庭于1922年至1923年在北京学习期间，由共产党员严汉卿等介绍参加“秦晋陇”学社，开始阅读《资本论》、《社会发展史》等马列著作，并得到李大钊的直接培养。24年1月返乡向亲友和当地群众宣传马列主义和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1925年“五卅”惨案发生后，他又写信给家乡群众，动员他们开展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斗争。
1924年第一次国共合作正式形成后，全国出现了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革命新局面。同年在武汉、长沙求学中接受革命思想的今镇安人黄群拔、姜惠如（女）返乡，在柞水县城宣传反帝、反封建的新文化、新思想，相继在镇安、柞水、宁陕三县边区组织起9支近千人的农民抗暴武装，以大刀、长矛、土炮为武器，震慑了反动政府。自此各地农民相继揭竿而起，自发组织“大刀会”、“红枪会”、“神团”等农民武装，保卫农民利益。
山阳县青年学生陈征（陈乃先）在家乡受革命思潮影响，1925年毅然出走，只身奔赴武汉，后加入中国共产党，1925年底被党组织派往苏联莫斯科学习，攻读炮兵学科，回国后成为中共陕西省委重要领导干部。
3、人民群众反对封建军阀斗争
商洛自然条件恶劣，兵匪纷争，人民食不果腹。1940年撰修的《续修商县志稿》载：“1920年10月，陕督陈述藩撤换退却，张丹屏（陈述藩部团长）部队驻商半年，支应浩繁，人民负担奇重。是时，第七师吴心田亦由商经过，大军云集，兵差络绎，不堪其扰”。1932年镇安人民因忍受不了刘镇华匪军的横行欺压，与刘军驻镇安的第二路郭金榜部进行了坚决的斗争，缴了该部4名匪兵和1个营长的枪。1926年洛南县人相约以羽毛传信，群众自带锄头聚集洛南县城，将贪官朱华章等5人处死。1926年商县万余人，携带杈把、锄头到县衙举行声势浩大的“交农”运动，逼使当局减轻了农民负担。
（二）中共商洛地方组织的建立及国共合作开展的农民运动
1、第一次国共合作中共产党指导建立的国民党商县基层组织
在反帝反封建斗争中，商洛人民同陕西和全国人民一道参加了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国民会议运动，成为反帝反封建斗争的一个组成部分，在“召集国民会议，建立国民政府”等口号下，走“救济我们中国人跳出外力军阀二重压迫的道路”，于1925年底由陕西省国民会议促成会分别成立了商县、商南参议会，并开展了相应的活动，宣传了共产党的民主革命主张，直到1926年3月。
1927年3月，中共陕甘宁区委从西安中山学院组党班和农运班选派共产党员吴密（吴焕然）、张楫（张克勤）、陈祖舜、卫志毅、闵培贤（宋家驹）、吴汉周6人，以国民党陕西省临时省党部特派员身份赴商县组建国民党商县龙驹寨区党部和国民党商县党部执行委员会。

吴密张楫陈祖舜

吴密等6人到商县后，卫志毅、闵培贤、吴汉周即赴龙驹寨，于3月27日成立了国民党商县龙驹寨区党部。吴密、张楫、陈祖舜到商县后，以国民党陕西省临时省党部党务特派员身份指导开展工作。4月国民党商县党部执行委员会成立。他们还指导成立了孝义、板桥国民党区分部。
2、中共商县特别支部的建立和农民协会开展活动
吴密、张楫、陈祖舜到商县后，一面指导筹建国民党商县党部，一面开展农民运动，并于27年4月下旬在商县城南的丹江岸边开会，正式成立了中共商县特别支部，开展发动群众、组织农民协会等工作。
他们先后深入板桥、孝义、杨斜等地了解群众疾苦，向群众宣传革命道理，发动群众开展农民运动，抵制官府及土豪劣绅的压迫和剥削。他们还从文化教育入手，发动群众接受新思想，抛弃旧文化束缚。5月在商县召开了悼念“四•二八”北京李大钊等死难烈士纪念大会，使“不少的人认识到了共产党人”对于国民革命之努力。
1927年5月在中共商县特别支部指导下，商县第一个农民协会在腰市镇中乡村成立，会员达300余人。农协以刀矛、土枪、步枪等为武器，保卫农民劳动果实。
3、中共龙驹寨特别支部的建立与教师会等开展的活动
龙驹寨当时属商县，是原商洛地区重要的物资集散地。中共陕甘区委执行委员会派吴密、闵培贤等人赴商县建立地方组织时就将龙驹寨作为重要工作区。他们6人到商县后便按照中共陕甘区执委会书记耿炳光指示，由闵培贤率卫志毅、吴汉周赴龙驹寨，开展卓有成效的工作。于5月上旬在龙驹寨马家祠堂开会正式成立中共龙驹寨特别支部。

1927年5月10日闵培贤（后排左二）、卫志毅（前排中）、吴汉周（后排左）
一）龙驹寨合影

（1927年5月10日闵培贤写于龙驹寨）
他们在龙驹寨高等小学和崇实、光华、新民小学成立了14人参加的龙驹寨教师会。同时还成立了300多人的学生会。又组织农民协会。5月初，他们利用阴历四月八庙会之机，在城隍庙召开龙驹寨8个角子（农村基层组织）农民协会成立大会，已成立的各地农协会、教师会、学生会、商务会及当地驻军2000余人参加。5月21日，中共龙驹寨特支按照中共陕甘区执行委员会印发的宣传大纲要求，在龙驹寨召开大会，追悼李大钊等“四•二八”死难烈士，使该地区农工商各界群众进一步认识到了国民革命实质，并积极投身于这一革命洪流之中。5月28日在寺坪娘娘庙召开了8个角子农民协会授旗大会。5月30日，特支成员参加区党部召开的纪念“五卅”惨案2周年大会，并举行了有秩序的示威游行。
二、工农武装割据和三支红军转战商洛
（一）许权中旅在商洛的革命活动
1进驻商洛，某图发展
蒋介石、汪精卫相继背叛革命后，国内政治形势陡然逆转。轰轰烈烈的第一次大革命中途夭折。在西北的冯玉祥亦于1927年6月开始追随蒋介石，决定在豫陕甘等省进行“清党”反共，并调集军队向西安进逼。7月18日，冯系陕西省政府成立，即刻宣布解散一切革命组织，首先将矛头对准国民党联军驻陕总司令部所属的西安中山军事学校和政治保卫队。7月29日西安中山军事学校校长、政治保卫部部长、共产党员史可轩被害，共产党员、西安中山军事学校总队队长许权中出任部队总指挥，28年1月任旅长，27日司令部移驻洛南县三要司高台阶，开展军事训练、发动群众成立农民协会，积极开展为渭华地区培训农民运动骨干等一系列革命活动。
为加强许旅党的骨干领导力量，中共陕西省委派刘志丹、唐澍、谢子长等参加许旅党委的领导工作，大大加强了党的领导。2月上旬成立了共青团委员会，下辖10个支部，受旅党委领导。
按照省委《决议案》首先在许旅内部肃清不纯分子，撤换了一些不称职的指挥员，把优秀的共产党员、共青团员提拔、安置到各级领导岗位。唐澍担任了旅参谋长，谢子长、刘中向等等被安排和充实到团、营、连。

许权中西北革命军驻地---两岔河镇
2、遵循省委指示，积极开展革命实践，准备参加农民起义
中共中央对许旅这支西北地区“党的最重要的军事基础”的武装力量发展壮大十分关心和重视，并从一开始就把他与党在西北地区贯彻党的“八七”会议精神，开展农民武装斗争和土地革命运动结合起来进行统一考虑。中共陕西省委根据中央精神，在1927年11月26日的《目前军事行动决议案》中，对许旅的去向问题及同农民暴动结合起来进行了考虑。
洛南县三要司位于豫陕边境地带，许权中的上司李虎臣的部队只有1个团驻守洛南县城，其余皆距离三要司很远，许旅便充分利用这一有利条件，把党的工作搞得有声有色。
1928年3月，中共陕西省委常委会决定成立中共陕东特派委员会，领导陕东地区的武装暴动，任命刘继曾为书记。4月初刘继曾主持召开特委成立大会，随后召开特委扩大会议，讨论通过《目前工作计划大纲》。会后，刘继曾到洛南三要司许权中旅，贯彻中共陕西省委和中共陕东特委指示，准备武装起义。后从华县、渭南等地选调了一批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和农民运动积极分子到三要司许旅接受训练并领取枪支。许权中、唐澍分别讲话和授课。受训人员经过10多天的艰苦训练，提高了军事素质，掌握了基本的军事技术。四月下旬军训结束，许旅为他们配发了30多只枪，数百发子弹，60多颗手榴弹后顺利返回渭华地区，成为渭华农民暴动的地方武装重要骨干。
3、退守商洛，蓄积力量
渭华起义失败后，1928年6月25日，西北工农革命军总司令唐澍、军委主席刘景桂（志丹）率领工农革命军、陕东赤卫队一部分地方干部300余人翻山越岭，退到洛南县的两岔河。西北工农革命军总司令部驻扎在两岔河街中“至和昌”商号。

许权中旅在商洛的革命活动，是在大革命失败，革命转入低潮的形势下，中共陕西省委通过自己的武装力量，宣传土地革命，建立苏维埃政权的革命实践。刘志丹、唐澍、许权中、谢子长等共产党员也在这次革命实践中得到进一步锻炼和提高，为以后领导革命斗争及创建西北革命根据地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和教训。沉重打击了商洛山中的封建势力，使商洛人民再次接受了革命洗礼，加深了对共产党的认识，为商洛后来的革命斗争起到了很大的影响作用。
（一）三支红军转战商洛
1、红四方面军在商洛浴血奋战

1932年5月，蒋介石以30万兵力第四次“围剿”鄂豫皖根据地。由于张国焘推行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政策，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未能粉碎国民党的“围剿”。10月，在中央分局书记张国焘、总指挥徐向前、政委陈昌浩的率领下，红四方面军主力２万余人，撤出鄂豫皖苏区，开始西征。1932年秋，中共鄂豫边临时省委书记宋良由来到商洛视察党的工作，并在党内通报了红四方面军即将进入陕西的情况，要求商南地下党率保卫总团策应红四方面军行动。虽然当时商洛黑云压城，但由于党已播下红色种子，商南地下党接受了这一重大任务。1932年9月28日保卫总团任志武得知红四方面军将要进入商南消息后，不是与国民党军队一起堵杀红军，而是巧妙周旋，寻找借口，将部队拉到赵川，驻扎在与湖北郧县交界的三官庙乡贺家山策应红军。红四方面军主力经过多次战斗，付出很大代价后冲破重围，于11月５日到达鄂陕边境，由湖北省郧县秦家墁进入陕西省商南县三官庙、赵川镇等地。11月７日，建立了商洛第一个红色政权——商南县白鲁础区苏维埃政府。11日，红四方面军主力进抵山阳县漫川关，被国民党军４个整编师和１个师的２个旅四面包围，企图将疲惫不堪的红军全歼于照川碾子坪、漫川关、康家坪到云岭的数十里山谷之中。在这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张国焘惊慌失措，竟提出让部队分散突围，总指挥徐向前毅然否决和驳斥了其错误主张，当机立断，与政委陈昌浩一起集中兵力从漫川关东敌人布防较薄弱地段突围。红四方面军第12师第34团，按照徐总的命令，在团长许世友的率领下，冒着枪林弹雨，奋勇搏斗，夺取张家庄垭口，杀开了一条三四里宽的血道，13日黄昏，主力突围，抢占了丹凤县竹林关。徐向前后来评价到：“漫川关突围，是关系我军生死存亡的一仗。” 突围后折北沿丹江川道，横穿商洛中心地带，从商州城边经过，进南秦川到柞水县红岩寺，然后沿金钱河而下，在凤凰咀以东肖台子受阻，再次折北进入金井河，溯河而上，由丰北河十字分两路翻秦岭，27日出柞水县，分别进入蓝田县汤峪、长安县库峪进入长安，后翻越大巴山进入四川，建立了川陕根据地。红四方面军在商洛途经商南、山阳、丹凤、商州、柞水５县，53个乡，222个行政村，历时23天，行程1200多华里。红四方面军是第一支经过商洛的红军，给沉闷的商洛山播下了革命的火种。
红四方面军在商洛途经路线：由湖北省郧县秦家墁进入陕西省商南县三官庙、赵川镇等地→白鲁础→山阳县漫川→丹凤竹林关→折北沿丹江川道，横穿商洛中心地带，从商州城边经过，进南秦川→商州杨斜→柞水县红岩寺→沿金钱河而下→肖台子→金井河→丰北河十字，一路经石窑沟→蓝田县南沟口；另一路经二台沟→长安县红庙子。
至此，国民党妄图全歼红四方面军于秦岭山中的阴谋彻底破产。

红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红四方面写的“去掉苛捐杂税”标语
2、红三军在商洛摔掉“肃反”包袱
1932年9月，中国工农红军第三军所属15000人，在中央分局书记夏曦、军长贺龙、政委关向应的率领下，从洪湖出发，退出湘鄂西根据地。经襄北大洪山地区时，发现红四方面军的布告，已知红四方面军撤离了鄂豫皖根据地向西转移，便决定追赶红四方面军，争取两支红军尽快会合，准备绕道豫西南、陕南、四川，转往湘鄂边。11月21日由河南卢氏县进入丹凤县蔡家店、七里荫一带。11月23日，红三军抵达丹凤县武关、寺底铺一线，与国民党第64师一个团遭遇，贺龙亲自指挥战斗，经过两个小时血战，歼敌一个营（红军烈士遗骨安放在丹凤烈士陵园）。24日，中共湘鄂西中央分局在杨氏庙（今丹凤竹林关镇政府大院）召开会议，研究“肃反”问题，夏曦企图对贺龙下毒手，先下了贺龙警卫员的枪。贺龙对夏曦沿途将许多高级将领抓起来非常不满，已经是怒不可遏，和夏曦展开了激烈的面对面斗争，这一情节曾被白桦移入电影《曙光》中。贺龙制止了错误的“肃反”行动，保护了干部。
红三军在商洛活动虽然时间很短，但在秦岭南北、丹江两岸留下了战斗的足迹，再次播下了红色火种，为中国革命建立了不灭的功勋。
红三军在商洛途经丹凤、商南、山阳、镇安４县，25个乡，75个行政村，行程800多华里，于12月１日由镇安县过洵河进入安康市小河。
红三军在商洛途经路线：河南卢氏县→丹凤蔡家店→灰池子→镰把沟→商南青岗坪→后湾村→丹凤七里碥、武关→桥耳沟→商南徐家岩→丹凤雷家洞、竹林关→山阳王阎→王仙坪→漫川关→湖北郧西→镇安茅坪、老庄子→腰庄→安康旬阳。

贺龙（左）关向应（中）竹林关杨氏庙
3、红二十六军南下商洛
史载红26军有两支。一支为河北南部红26军。该军系1930年9月19日，河北东明、长垣两县及附近农民联合暴动后组成的，2000余人，枪800余支；一支为陕甘红26军。该军是1932年秋由陕甘游击队改编成立的，番号为红26军42师第2团。政委杜衡（后叛变），并兼42师2团政委。军师部均未成立，只组建了2团团部，参谋长郑毅（后为刘志丹），团下辖步兵、骑兵、少年先锋3个连，共200余人，150支枪。1936年6月13日，又将渭北、富平游击队改编为红26军第4团，下辖3个连和一个骑兵班，共120人，80余支枪。1933年11月，正式组成红军主力部队红26军42师及其师部。师辖第3团、骑兵团。师部有司、政、供给机关和警卫连。师长王泰吉（后为刘志丹），政委高岗（后为杨森），全师共人枪500余。
1933年春夏之交，国民党调动大量兵力“围剿”耀县照金根据地。６月，西北红军两大主力之一的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六军（指陕甘红26军）在代理政委汪锋、参谋长刘志丹的率领下，在敌人前堵后追的情况下，放弃照金根据地，先后辗转蓝田县原子镇、青岗坪，华县箭峪、东西涧峪，洛南县两岔河乡黑章、农林、涧坪、华岔、商州的铁炉子等秦岭一带深山。８月陆续离开，返回照金根据地，历时两个半月。在分散活动中深入群众，发动群众，依靠群众，解决吃住，渡过难关，扩大了红军的影响，保存了革命力量，为红军长征落脚于陕北打下坚
实基础。

王泰吉杨　森
一、以商洛为中心的鄂豫陕革命根据地
1、红二十五军长征进入商洛
1934年11月，中共鄂豫皖省委根据中央的指示和周恩来副主席的指示精神，决定率领红二十五军实行战略转移，开创新苏区，建立新的革命根据地。16日，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五军2980名将士在军长程子华、政委吴焕先的率领下，以“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队”的名义，开始长征。他们由罗山县何家冲出发，经桐柏山、伏牛山，12月８日进入豫陕交界的铁锁关（洛南县箭杆岭），在该县的鸡头关击溃当地民团，在三要击溃敌军一个营，8日下午开进三要，9日进入丹凤县庾家河，10日中共鄂豫皖在庾家河镇杨春茂中药铺内召开第十八次省委常委会议，省委书记徐宝珊（1935年长征途中病逝并葬于龙驹寨，1985年在丹凤烈士陵园建立纪念碑）主持，参加人员有程子华、吴焕先、徐海东等，会议作出了建立鄂豫陕革命根据地的决定。
庾家河战斗。当中共鄂豫皖第十八次省委常委会议正在进行，国民党六十师突然从鸡头关袭来，占领了七里荫制高点，会议终止。军长程子华、政委吴焕先、副军长徐海东各率领一个团实施反击，两位军长先后负伤。军政委吴焕先继续指挥，以刺刀与手榴弹与敌搏斗。红二二四团团长叶光宏，一条腿被打断仍坚持指挥。七连1挺轻机枪，接连牺牲3名射手而机枪没有停射。经过20多次反复冲杀，终于迫使国民党向卢氏方向退去。这次战斗，共毙敌军300余名，红军亦伤亡100余人。该战斗成为中共鄂豫皖省委率领红二十五军主力长征途中最险恶的战斗之一，（1984年中共丹凤县委、丹凤县人民政府在七里荫岭遗址建立了“庾家河战斗纪念碑”）。这次战斗使红二十五军主力暂时摆脱了困境，为创建鄂豫陕革命根据地举行了奠定礼。
1935年1月3日红二十五军攻克柞水县城，8日攻克镇安县城，2月27日攻克宁陕县城，3月4日攻克佛坪县城，4月18日攻克洛南县城。
1935年７月15日，鄂豫陕省委根据形势变化，决定率领红二十五军离开商洛，北上与陕北、陕甘边红军会合，7月16日率红二十五主力从沣浴口出发西征。红二十五军在鄂豫陕省委的领导下，在地方游击师与苏维埃赤卫队的配合下，只用了７个月时间就创建了以洛南、商南、丹凤、商州、山阳、镇安、柞水七县（区）为中心区域，包括湖北郧西、郧阳，河南的卢氏、西峡、淅川，陕西的蓝田、长安、宁陕、旬阳、佛坪、洋县等地的鄂豫陕革命根据地。建立了商洛特委等各级党组织和镇安县委等地方政权及其商洛抗捐第一军等武装组织，广泛开展革命斗争，积极打击、袭扰和牵制敌人的正规军，有力策应中央主力红军北上行动。红二十五军主力于1935年７月30日北上后，留在根据地的豫陕、鄂陕特委合并，９月成立了鄂豫陕特委，担负省委在根据地的任务，10月成立了中国工农红军第七十四师，坚持和扩大了鄂豫陕革命根据地，直到1937年４月离开商洛。
红二十五军及红七十四师，在商洛的活动先后达两年零四个月时间，积极开展土地革命和武装斗争，牵制了敌人的兵力，积极呼应了长征和战略转移中的各路红军的斗争，为各路红军主力胜利会师大西北、落脚陕北，创造了条件。
商洛人民群众在创建根据地斗争中，付出了巨大的牺牲，在根据地出现了不少父送子、妻送夫、父子一同参加红军的动人景象，使红军由2500余人发展到6100人，增长近一倍半，加上战争减员，根据地内扩红5000人，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战史中写下了光辉的篇章。

1934年，红25军的部分领导干部。前排左起：吴焕先、郭述申、徐海东、戴季英、赵凌波

红二十五军军部驻地-洛南文庙战士用的水壶

2、红十五军团南下商洛
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暴发。国民党统治集团内部各个派别之间矛盾迅速激化。亲日派何应钦乘机掌握国民党军事大权，准备发动大规模内战，调动兵力，向西安进逼。中共中央全面分析形势，确定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方针，经东北军、西北军、红军三方协商决定，调由红二十五军、二十六军等组成的中国工农红军第十五军团由徐海东率领南下商洛，协同友军准备与国民党卫立煌第五集团军作战，保卫西安。
1936年1月15日红十五军团进驻商县地区。22日抗日南路军和红十五军团在商县县城会合，并归十五军团指挥，司令部设在商县中学（今城中），部队驻扎在县城周围，并派陈先瑞率领的七十五师开赴板桥，警戒洛南方向，准备与敌决战。
两支红军驻防商县期间，通过张贴标语、教唱抗日歌曲、军民联欢等丰富多彩的活动，积极宣传共产党的抗日救国主张。2月1日在十字口广场举行5000余人联欢会。军团长徐海东、政委程子华讲话，揭露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暴行，讲红军抗日主张，号召民众、师生、各界人士团结一致，共赴国难。会后游行，街道两旁群众敲锣打鼓，燃放鞭炮，盛况空前。刘丹东等700多名商洛儿女参加了红军队伍。

红十五军团在商县与七十四师会师部分领导合影
三、红军与商洛人民心连心
秦岭山高、沟深、天寒、地脊薄，百姓生活极度贫寒，政治上又处在白色恐怖中，然中国革命的红色种子仍在顽强的生根、发芽、壮大。商洛人民与红军心连心。渭华暴动失败后，刘志丹、唐澍率领工农军一部驻扎两河，看到当地群众以野菜果腹，不忍心在群众家里买食物吃。群众却主动为部队做饭、送饭，黄村只有20户人家，给红军送饭就达17户。国民党重金悬赏王世泰、刘志丹，但他俩走到那里连小孩都认识，却没有一个人给敌人通风报信。当红三军途经丹凤县张塬乡王塬村时，不慎将李奇虎家三间房烧毁，红军不仅赔偿30枚银元，而且贺龙军长还亲自向李奇虎道歉。1932年11月20日下午，第四方面军红军战士走到柞水县万青用一块铜板买当地老百姓一个萝卜。一地萝卜换来一堆铜板，赢得了一处老百姓的心。1932年11月24日晚，柞水县瓦房口人汤有贤见到有部队经过自己家门，因当时不知道是红军，忙夹着被子往外跑。刚一出门，黑压压的一片部队，吓得汤有贤扔下被子，抱头跑上山逃命。部队走后，汤有贤想家里唯一的家当——被子一定被部队拿走了，今年冬天一定得冻死。当汤有贤回到家门口，却看到被子被叠得四棱界限放在石头上，一股暖流涌遍汤有贤全身，从心底发出了：“好队伍——红军”的声音。
红军的言行，深得商洛群众欢迎、信任和支持。红军由于长途跋涉，行军作战，沿途留下不少伤病员及掉队人员，大多数都被群众保护了下来。红四方面军在柞水县掉队的62名伤病员，就有59人被保护下来，其中有23人在红三军、红二十五军到来时归队。山阳县西泉乡两岔口村群众刘长春收养7名红军战士，他尽心医治，民团知道后将他打得死去活来，他都不讲。鄂豫陕根据地的群众把参加红军当作翻身解放的标志。商南县有一首民歌唱到：“白鲁础，桃树坪，宽坪小川在扩红，不当牛马要做人，你争我抢当红军”在两年中就有5000人参加红军，出现不少父送子、妻送夫、兄弟相争去当兵、父子一同参加革命的动人场面。柞水县红岩寺只有15000口人，就有300人参加了红军，商州的东峪一次就有20多人当了红军。在不到三年的时间里，就有红军一、二、四方面军中的4支部队经过和战斗在商洛，与商洛人民一起建立起革命根据地和解放过柞水、镇安、洛南县城，前全国政协副主席汪锋1988年来商挥笔题到：“在鄂豫陕革命根据地创建和斗争中，洛南人民，做出了卓越贡献”，政协全国常委陈先瑞1988年对镇安、柞水分别题词是：“镇安人民支援中原五师坚持陕南斗争，为开创豫鄂陕根据地做出了重大贡献”、“柞水人民为鄂豫陕革命根据地和红七十四师的建立与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就是对商洛人民为中国革命贡献的客观评价，我们要“发扬老区精神，振兴商洛经济”在商洛率先突破发展中做出贡献。

（商洛青少年活动中心提供）
(责任编辑：商州民间文化研究协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