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红色热土中走出的革命战士
——追忆江平同志
江平原名张昆峰,是商州区腰市镇张墹村人。他幼年丧父,15岁那年和3个兄弟分了家,与母亲相依为命。 1936年底,江平在黄川高小读书。12月12日发生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为了防止亲日派何应钦的“讨伐军”进犯西安,红十五军团按中共中央部署,从甘肃的甜水堡,宁夏的盐池地区,星夜兼程回师商洛。红十五军团的指挥部就住在商中。当时,腰市紫峪川也住有部队,江平的家里就住了一部分红军。少年江平,从一位指导员那里知道了一些革命道理,第一次接触到抗日救国思想。此后,他开始与本乡的进步青年不断交往,阅读进步书刊。 1937年初,江平转学到商县背街小学(城关小学)读完高小,秋季考入商中简师班。在商中,一些见多识广、知识丰富的进步教员,给江平留下了深刻印象。在他心目中“蒋雄影夫妇是很好的,他们都是东北人。蒋先生给我们教语文,蒋夫人教音乐。蒋夫人在教唱《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的时候,声泪俱下,引起上课学生泣不成声,其感人情景至今仍然不能淡忘。” “七七”卢沟桥事变后,全面抗战爆发。迫于全国民众的压力,蒋介石终于同意与共产党合作,枪口一致对外。红军在陕西三原县改编为“八路军”,过黄河奔赴抗日前线。商中的热血青年群情激昂,不少人私下商议决定奔赴前线杀敌报国。 你当时的商中,在王柏栋领导下已秘密发展了80多名民先队员,他们写文章、贴标语并组织师生上街游行,宣传抗日救亡。尤其是当时任民运科长的王柏栋,在商中开大会演讲之后,把商中的抗日救亡活动推向高潮。但此时商洛的国民党当局,却是明一道暗一道,他们反对动员民众全面抗战,担心学生被共产党利用,超出了他们的控制范围。商中当时的校长、训导主任和童子军团长,秉承上意,想方设法破坏学生的救亡运动。他们除造谣、围攻外,竟动员童子军,手持木棍把守过街楼,阻拦学生上街游行,宣传抗日。 面对这样的粗暴行径,商中的师生毫不退却。在进步教师赵子衡带领下,江平和同学们参加了第一次学潮。商中学生全面罢课,并派刘丹东、屈必达等代表,到商洛专署和县党部请愿,提出“全力支持简师学生抗日宣传的爱国行动,增加抗日书报、杂志,驱逐贪污公款的汉奸校长和童子军团长”等要求。国民党第四区督察专署和县党部,慑于师生们的正义要求和社会舆论的压力,答应了学生的要求。 1938年4月,国民党地方当局秉承商洛地区专员温良儒的旨意,串通校方,不仅在学生中发展由他们操纵的所谓“抗先”队员,大搞军训,以对抗我地下党领导的民先组织,还公然无故开除了奔赴抗日前线,途中受阻返校的爱国青年刘丹东、刘福伟同学的学籍。因此,商中又爆发了第二次学潮。江平和他的同学们,在地下党员和民先队员组织下,罢课、演讲、游行示威,大家高呼“反对奴化教育”“我们要抗日”“强烈要求收回开除爱国学生决定”的口号。经过一个多月的斗争,在各界进步人士的声援下,终于赶跑了训导主任,迫使学校撤销了迫害学生的决定,刘丹东等同学重新返回校园。 1937年寒假时,江平就参加了旅省同学工作团。这是商洛地区一些在西安读书的进步青年组织的团体,任务是采用演戏、说唱、讲演等形式到各个乡镇,宣传抗日救亡的道理。活动期间,江平就和几个关系要好的同学,商议一块去延安。但因母亲难以割舍母子亲情,舍不得小儿子远离家乡,因而未能成行。 1938年春天,已进延安抗大学习的魏振业、闵思颜同学,给江平寄来抗大和陕北公学的入学介绍信和延安的一些进步书刊。江平的大哥和其长子张翼珍看了介绍信后,一直积极支持江平前往延安,因而母亲也就不再阻拦了。 1938年7月,江平奔赴延安。他和部分同学先到西安八贤庄八路军办事处报名,被分配到陕甘宁边区旬邑县看花楼陕北公学分校。与江平一起同行的同学大约30多名,高高兴兴地向旬邑进发,不料,走到咸阳后,却被国民党地方党部的人予以扣留。 几十名同学被关在一所小学校的院子里,同学们感觉情况不妙,就商议推举江平和一个叫江深的云南籍同学作为代表,去和国民党党部的人交涉,坚决要求放行。整整大半天,从中午吵到夕阳西下,还是毫无结果。后来,这所小学一位好心的老师,悄悄告诉他们说,你们俩的同学已被国民党军警强行押走了。江平和江深同学急忙连夜步行,从咸阳赶到西安八路军办事处报告情况,请求营救。“八办”多次交涉也没有结果。事后得知,这批同学被押上火车送往河南国民党某军校时,大部分同学或跳下火车,或逃离军校,先后冲破国民党的阻挠最后到达延安。 江平和江深同学经“八办”再次组织,一行20余人于8月下旬到旬邑看花楼,编在陕北公学43大队。他被选为大队学生会负责人,10月份加入中国共产党,后又进入中央党校学习。 在延安,江平遇到几乎和他一前一后到达陕北的邻村青年杜景。杜景在创建陕南根据地时返回商洛,后又接应中原突围部队进入陕西。解放初曾任商县公安局局长。 江平到达陕北后,先后参加了大生产运动和整风学习运动,从事过党的青年、情报及保卫工作。解放后任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长期从事民族宗教工作,著有《民族宗教问题论文集》《当代中国的统一战线》等,主编《全国民族问题文献汇编》《西藏民族问题文献汇编》等文献资料。 在北京工作几十年的江平,心里始终牵挂着家乡父老乡亲的日常生活,孩子们的文化教育,农村的经济建设。他曾六次回老家看望乡亲,体察民情。1992年,由他牵头组织香港商人沈炳麟先生捐资25万元,为原李庙乡中心小学修建教学楼一座。1994年他又多方联系,争取到资金6万,为张墹小学建成8间砖木结构教室,结束了娃娃们一直在旧家庙里上课的历史。2005年,江平夫妇拿出他们几十年省吃俭用的积蓄,以及孩子们的孝顺钱和自己的稿费,共计45万元,为张墹村小学重新修建了一座685平方米的主教学楼,还有245平米的五间两层教职工宿办楼。 上世纪从六十年代到九十年代,工资普遍很低,2000年后也只是从几十元涨到三四百元,江平和妻子张瑞棠一下子就拿出45万元,应该是当时全部的家底了。他在写给侄儿张翼翔的信中说:“这是我们的一点乡情,是对辛苦一生的老母亲的纪念,是对家乡父老兄弟的一点关爱,是对本乡本土的依恋之情。我一生没在家乡工作过,没有为改变家乡的贫困面貌出过力,这样处理,也是我们一种小小的补偿和夙愿。” (责任编辑:商州民间文化研究协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