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在红色记忆里的一块丰碑——豫鄂陕革命根据地时期乡民主政权人物追记（5）

编者按：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之际，我们深切缅怀那些曾经为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做出伟大牺牲的无数革命先烈，热情讴歌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为党和人民伟大事业奋斗终生的丰功伟绩，也不忘在中国革命各个历史时期乡民主政权建设中做出默默牺牲的无名英雄。本网站从今天起，隆重推出《留在红色记忆里的一块丰碑》纪念文章连载，以追忆那些曾经在最底层隐蔽战线战斗过的乡级民主政权历史人物。

留在红色记忆里的一块丰碑

——豫鄂陕革命根据地时期乡民主政权人物追记（5）

老巩给了一把短棒枪

内容提要：主要叙述主人公鱼德河从一九四六年开始与商洛游击队总司令巩德芳接触后，开始正式走上了革命道路，积极配合商洛隐蔽战线工作，建起了崦岭地下交通站，并且建立个人武装，从而对于维护地方治安、为过往交通站的同志提供食宿方便、发挥了重要作用。

“窈窕奇峰垒古台，望秦内外势徘徊”。这是宋代著名改革派人士、写实主义诗人、商州团练副使王禹偁的著名诗句，这里的“垒古台”就坐落在秦岭东坡的商州城东北大面河西侧一带，又名论古台、擂鼓台等，海拔大约一千四百五十多米高，是大面河境内的四座名山之一。
擂鼓台位于崦岭（南山）山脉的南坡，坐北朝南，东临老爷山，西依寨子岭，南出丹江河谷，古老的商於古道尽收眼底。擂鼓台被周围群山怀抱，被山涧泉水装点，高高屹立于群山之间，巍峨奇险，雄伟壮观。
擂鼓台名字的来历大概与佛教兴盛期有关。佛教自南北朝以后，日益昌盛。北魏孝文帝崇尚释迦牟尼，佛事活动悄然成风，全国上行下效，到了北魏延昌年间（512——515年），各州县共有寺院一万三千多座。相传白雀寺乃汉化观音妙善（俗称三皇姑）出家修行之地。由于有了观音妙善的传说故事，自然而然就有了与之相关的寺庙出现，白雀寺之名也随之被历代沿用至今。
在擂鼓台西南侧的山腰之间，有一块几十亩地的大平台，不知什么年代，在这里曾经建有一座大型寺院，叫白雀寺。白雀寺坐落于擂鼓台的右胸前，成子山午向。据当地人讲：据传在当时那个年代，这里庙宇恢弘，香火不断，远近有名，僧众达几百人之多。白雀寺的僧众每天除了吃斋念佛之外，还要上山砍柴种地，由于群山环绕，来往有一定距离，僧众之间苦于没有办法通知联系，于是就有人想出来一个办法，在擂鼓台山顶上架起一个牛皮鼓，每到吃饭时间，寺庙里就派人上山以鼓为号，通知大家收工回寺吃饭，久而久之，擂鼓台就成了这座山的代名词了。
白雀寺毁于什么年代，至今全国各地说法不尽相同，试想“火烧白雀寺”那个年代，大概是与历史上几次灭佛有关，现已无法一一考证。然而这里的白雀寺遗址在上世纪兴修农田基建工程时，还出土了大量古代砖瓦碎片，后来被填埋在石墙之中，做了填充石，至今庙宇中的石香炉、柱顶石还散落于山下村庄田间，留下了白雀寺唯一一些佐证。
光阴荏苒，不知到了哪个年代，白雀寺的东侧这个山洼里，渐渐形成了一个有人居住的村落，叫寺岭村。寺岭村犹如酣睡在襁褓中的宠儿，紧紧依偎在擂鼓台的怀抱里，四象尽显，五行俱全，是远近有名的风水美穴。寺岭村现有人口大约十几户，相传民国期间，鱼、白两家就一直居住在这里，两家互为亲戚，世代交好。有意思的是这个村民国时期同属东华乡，上院住着几户白姓人，由于以前是由梁铺村迁入的，属于东华乡第六保。下院居住的几户鱼姓人，属于东华乡第五保，故事主人公鱼德河就出生在这里。
鱼家人经过几代人的拓荒，到了鱼德河那个年代，已经能够和书本打上交道了，父母把他送到城里的一所私塾学校读书。由于兵荒马乱，学校办办停停，停停办办，学业时常中断，到了鱼德河快十八岁的时候，也没有混到一张像样的毕业证明，只好回到家里帮助大人干活，一干就是整整六年多。由于他生性聪明，悟性高，庄稼人的那种小日子已无法满足他个人心理上满足，渐渐产生了对现实社会的厌恶和不满，特别是对自己的人生前途感到迷茫。
1928年春季，鱼德河再也无法忍受农村那种寂寞，放下锄头，背着父母，担着一担柴火去城里卖，一咕噜溜进了当时的商县民国政府衙门，当时县衙里正好缺少人手，加之他不卑不亢的个人气质和素养，一下子折服了这位“县太爷”，被县政府破例留下做公差。由于他脑子灵活，做事认真，处人和气，不长时间就成了“县老爷”的贴身跟班。
转眼一年功夫过去了，就在“县老爷”正准备提升他为“官”时，家里突然来人告诉他：大哥鱼春河已经病逝了，让他立即回家帮助父亲料理哥哥的后事，谁知这一次离开，就成了鱼德河与这一行当最后的诀别，几年后的那次进县衙门，是他当时作为一名有通共嫌疑的“罪犯”押到这里的，在这里他整整被关押了近两个月。
料理完哥哥的后事后，鱼德河深深的感到：自己已经无法再次挣脱家庭锁链的束缚。父亲风烛残年，体老多病，家庭重任再无人承担。哥哥去世后留下一双儿女，嫂子一家人的生活和侄子的抚养都成了大问题。经过再三考虑，他只有留在家里，承担起抚养一家人的生活重任，老老实实做一个正儿八经的农民。
几年之后，单调、枯燥的农村生活已经磨损了鱼德河桀骜不驯的野性，他像变成了另外一个人似的，整天沉默寡言，只知道憨憨的干活，对山前岭后发生的事不闻不问。也就在这期间，鱼德河的父母亲相继过世，鱼德河本人也已经成家立业，鱼家上上下下十几口人的吃饭问题，只有靠它一个人去打点。一眨眼功夫，几个侄子和自家的三个孩子像梯子卡台一样开始长大成人，鱼家的小日子一下子开始红火起来了，在大面河一带，算得上是数一数二的富裕家庭，鱼德河的个人努力，总算没有白费，渐渐地，他从生活的另一个层面上看到了自己的价值。于是，他把大儿子鱼六初送到了县城里的一所国立学校去读书。
民国三十三年，鱼德河的人生发生了一次重大转折。由于他自幼聪明好学，天生长着一副富贵相，加之为人厚道，做事大气，敢于直言，乐于为周围十里八乡的老百姓做事。可以说在那个年代，他既有一定文化基础，能识文断字，又有在商州衙门里做过事的一段经历，自然而然就成为一个地方的佼佼者。名声大了，知道的人也多了，后来就有人把他推荐给东华乡乡长陈际文，不长时间，鱼德河被乡公所任命为大面河联保所保长。当时的大面河乡，由于历史的原因，由三大块构成，地处东北方向的是王山村，南出大面河一条沟是卢阳坡村，鱼德河所在的西北方属于看山寺村，管辖范围横跨方圆二十多里。
那时的保长的主要任务不是筹粮筹款，就是按照规定派兵派夫，没有一件是好干的，件件都是和老百姓玩命的事。可这件事在鱼德河心里，他有自己的办法，无外乎就是上面拖拖下面说说。上面拖拖就是“山里老百姓苦”“今年天灾人祸，收成不好，百姓拿不出来呀”“张家的儿子砍柴摔断了腿，李家小子得了重病”等等，搪塞上司。下面说说就是“这是国家的政策，大家要遵守”“政府和我们家一样，也要花钱”“保家卫国是我们老百姓的责任”等等。两年下来，由于他为人仗义，行事果断，一下子把手头方方面面的事打点得头头是道，上司满意，老百姓也没有多大的埋怨，村里乡间俨然一副正人君子的模样。
民国三十五年，就在鱼德河工作蒸蒸而上的时候，地处大面河山口的卢阳坡村一带的人不干了，一次次到乡公所和县民国政府告状，声称鱼德河欺压当地老百姓，并与北山里的共产党游击队有干戈。在那个年代，这种罪是要掉脑袋的，鱼德河找人上下打点，好歹他人缘好，状子被一压再压，暂时保住了保长的位子。民国三十五年六、七月间，鱼德河被商县民国政府保安团抓去坐了牢，一坐就是一个多月。由于他以前曾在县衙里当过差，虽然牢房里没有受多大伤害，保住了性命，但对他精神打击无疑是巨大的，鱼德河心里十分气愤。这次坐牢除了连累家人不说，关键是丢掉了保长一职，毁掉了他深藏在心底里的一个愿望。
原来，鱼德河坐牢事出有因，鱼德河在两三年保长位子上，对于上级政府催粮筹款、拉夫定壮的事情一直偏护着后山的老百姓，前山河道的老百姓有怨恨。原因是每到收粮筹款、拉夫定壮季节，鱼德河总是跑到乡公所，以“山里老百姓苦”“今年收成不好”等等原因搪塞上级，这样就无形中把后山老百姓的疾苦转嫁给了前山河道里的人。更有甚者，保安队每次拉夫拉丁，以及过往军队驻扎扰害，脚一蹬就进了河道里的村庄，老百姓深受其害，这也就成了后山一带与河道村之间一直解不开的死疙瘩。
同时，鱼德河与北山里潘河一带的地方势力，结成了拜把子兄弟会。早在抗日战争胜利前夕，陕南地区游击队按照党中央的战略部署，于民国三十一年陆续赴陕甘宁边区马栏（中共陕西工委所在地）参加整训，民国三十五年二月初，这些人受当时陕西省委派遣返回商洛，与先期返回商洛领导武装斗争的巩德芳司令一起，创建陕南游击根据地。在这批人中，有一个叫樊发治的人，当时奉命负责商县城以东，丹江河以北，洛南县以南，北宽坪以西方圆二十里地的龙王庙潘河一带，开创建立游击根据地。
三月初，樊发治等人，几经碾转，在北宽坪、板桥、龙王庙一带的潘河、石鸠河、大面河地区，利用当地人的风俗习惯，成立拜把子兄弟会，以此建立游击武装，当时拜把子时按照每个人的年龄、影响力和列队次序排定大小。潘河刘新庄排老大，大面河鱼德河排老二……，老八的位置上正好是一个名字叫老八的人，樊发治就自热而然成了老九。后面的人按站队排列顺序，以此类推，参加的人有一百多。大家成了结义兄弟，也算正式参加了游击队，成为革命队伍中的一员。当时兄弟会的主要任务是宣传共产党的政策，发展地方武装，开展民运和统战工作，争取尽早成立地方民主政权，动员青年参军，壮大个人地盘，保卫游击区安全。
民国三十五年的五、六月间，樊发治领导的游击武装，已经发展到近二百人，游击区地盘不断扩大，南至商县城，北至洛南县马河，西至大荆川，东至北宽坪，地跨周围几十里地方。游击区的群众当时热情很高，积极支持游击队工作，他们把游击队称为“土八路”。由于当时游击队缺少武器弹药，大家手里大都拿着从国民党保甲人员那里缴获的短枪，群众就戏称到：“土八路”拿短枪的是当官的，拿长枪的是当兵的，当官的比当兵多，当兵的比枪杆子多，枪杆子比子弹多。北山里广大地区，迅速被共产党游击队染红，群众高兴，反动派既害怕又恐慌，一有风春草动，格外警觉，生怕被共产党游击队消灭掉。
鱼德河被抓后，心里也十分坦然，由于长期生活的历练，使他做好了面对更加残酷斗争的思想准备。后来，他经过深思熟虑后，一下子对自己的人生命运有了另一种选择：他们凭什么抓我，有证据吗？这场灾难的降临，早在预料之中，根源就是官场上一次次争斗的结果，自己主动退下来不当保长不是一了百了吗？与此同时，他利用与监狱里人比较熟悉的优势，经常表现出一种颓废、厌世的精神状态，借以降低监狱里敌人对自己的防范。一个多月下来，经过监狱方面的多次审问，他们从鱼德河身上找不出一点与通共有关的证据，加之卢阳坡的人也如愿以偿的当上了保长，这件事就不了了之了，鱼德河被从监狱里放了出来，继续在保里当乡约，只是与以前的位置发生了一点点变化。
民国三十五年的七月初的一个黄昏，鱼德河出狱回家后第六天，中午过后的一场大雨，把寺岭周围的满山遍野浇得湿漉漉的，随着一阵凉风吹过，空中的乌云被远远的摔到了天的一个边角上，太阳从云层里露出了笑脸。
居住在擂鼓台下的鱼家人经过一天的忙碌后，大家围坐在一起，在院子里静静的乘着凉。就在这时，突然东边的山坳里传来一阵阵叫声：“老鱼！老鱼！”“鱼保长！”。
鱼德河先是一惊，紧接着远远望去，只见山边的大路上有三个人影在不停的晃动，不时还传出一阵阵争论声。仔细辨别，鱼德河一下子听出了是自己的老熟人樊发治的声音！
于是他回答到：“哎！下来坐呀老九！”。
“不来了，我们还有事，你上来一下，有个朋友想见你！”。
“奥！你们稍等，我就来了！”。
鱼德河上气不接下气，一口气赶到东边山上的山坳里，先是与自己的九兄弟樊发治紧紧地抱在了一起，两人热泪盈眶，互致问候。紧接着，樊发治向鱼德河介绍了站在面前的另外一个人：“老鱼，这就是我们经常讲到的巩司令”。鱼德河感到十分意外，只见眼前的巩司令体态魁伟，身着一件粗布短褂，面带感情，微微一笑，主动上前与鱼德河打招呼。紧接着，他先向鱼德河讲述了游击队是共产党领导的一个军事组织，专为老百姓做事。然后讲述了商洛革命斗争形势，分析了当前工作面临的一些困难，在讲到国民党保安团经常到游击区搞破坏时，鱼德河插上一句：“下次来了，我们就用石头砸死他们”，一句话引得大家一阵大笑。
临行前，巩司令从他的挎包里掏出一把只有半截手把的短棒枪，亲手交到了鱼德河的手里，鼓励他积极想办法，扩大自己的武装，为商洛的解放事业做出贡献。说着说着，三个人一溜烟似的消失在夜幕之中。
回到家里，鱼德河表情凝重，盯着这把手枪足足看了十多分钟……。
第二天一大早，他拿着手枪，亲自跑到上院的白福英家里，找到在这里做木工活的马河乡木匠罗新堂（马河乡副乡长）修理，整整一个响午，这把手枪终于修好了，一场新的战斗在鱼德河脑海里正在谋划着。
不到一个月时间，在上级党组织的领导下，由鱼德河亲自担任站长的崦岭地下交通联络站正式建立了，对外公开名称为：商县启佛崦岭协办小学。
（未完待续）
(责任编辑：商州民间文化研究协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