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明夜游击队滴血大雁坡

说起大雁坡这个名字，史无记载，人无传说，它实质上就是位于商州区沙河子镇沙河子村后面的一座矮山。可就是这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山，由于在民国时期曾发生过一段鲜为人知的激烈战斗场面，从而把人们的思维定向和这座山紧紧地裹挟在一起，成为当地人红色记忆中的一个闪光点。
据史料记载：“1946年8月，李先念率新四军第五师从中原解放区突围到商洛地区，建立了豫鄂陕边区革命根据地。同年9月，商洛县政府在北宽坪五峰山下唐渠正式成立，并组建了二分区第三支队，对外统称二十三支队，支队长魏赤龙，政委由刘丹东兼任。支队下辖3个大队、11个中队。支队成立后……”。“1947年1月10日(农历腊月十九日），二十三支队1200余人，夜袭沙河子井养儒自卫队和国民党正规军200多人。由于国民党军增援迅速，鏖战中支队失利，退至石瓮沟休整”。这次军事行动的详细战斗过程，在以后的史料中从没有出现过记载。就在2008年的一个夏天，笔者在一次闲谈中，无意中听到沙河子东村八十多岁的王庆民老师提起过这件事，但限于当时资料不够详尽、全面，况且一些细节存在较大争议，随之就被搁置下来。
2014年秋季，商州区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组织一些民间文化团体赴北宽坪唐渠进行红色文化采风活动，大家一住就是一个多月。在接触的三十七位老人中，有一位84岁的老人叫薛忠义，他就是一位曾经参加夜袭沙河子自卫队的游击队战士，但由于本人当时年龄偏小，加之初次参加夜战，只获取了一些零碎的战斗讯息。2016年春季，在指导拉林子寇氏祠堂修葺和续谱过程中，曾听到参加夜袭沙河子自卫队的一些游击队员家属的讲述，是我一发不可收拾。随着调查线索的不断深入，我先后访问了当时居住在乡公所院子后面的83岁老人白自立和第二天亲历战斗现场的83岁老人罗明秀。继而远赴西安、宝鸡，先后拜访了时任沙河子乡公所职员的96岁老人白应哲和曾担任大面河乡红色联络员的84岁老人鱼振荣，对整个事件形成了一个完整的故事链，现根据以上七位老人的叙述，通过加工整理，再次还原那段豫鄂陕革命根据地时期商洛县武装组织二十三支队的一些军事活动情况，以此祭拜曾经在豫鄂陕革命根据地创建中和两次夜袭沙河子自卫队战斗中牺牲和负伤的先烈们！
商洛县成立后，为了打破国民党反动派对北宽坪革命根据地的围堵，刚组建的武装力量二十三支队曾先后走出大山，采取穿插迂回战术，对国民党反动派统治的核心区进行了多次打击，取得了战斗的胜利。在夜袭沙河子井养儒自卫队之前，商洛县游击队就进行了周密部署和详细侦查。先后派出游击队员门师、黄师等深入沙河子集市，以剃头匠、买烧饼，卖水果等作为掩护，深入乡公所进行就近侦察，详细掌握了乡公所内的兵力配备和火力部署情况，为大部队夜袭乡公所做好了情报准备。
民国期间，当时的沙河子乡公所，一会儿住在西庙（现沙河子派出所后面），一会儿住在大雁坡下的白墹村，居所不定，当年这个故事就发生在白墹村。白墹村位于沙河子村后面大雁坡东脚下，村子当时人口也就是二十多户。乡公所背靠大雁坡，面向丹江河，办公地点就设在村东头一户白姓人家的院子里，总共兵力只有五六十人，四周有三座炮楼。院子东边不远是一个五十多米高的土坡，天然阻隔了人们的出行，东北角建有一座炮楼。院子南边是一道二十多米深的高墹，一条南北走向的通道通向乡公所大门，通道西边白家祠堂内住着井养儒的自卫队，炮楼就竖立在通道尽头的高墹边，来往行人只有顺着炮楼下高墹向西才能走出村子。村子出口住有国民党一个搜索排，炮楼正好对着西边的荒草地和庄稼地，没有什么遮挡物，视线开阔，便于防守。
游击队两次夜袭沙河子自卫队的时间都在沙河子的逢集日（一、四、七日）晚上。第一次时间大约是民国三十五年（1946年12月14日）农历十一月二十一日晚。当时游击队出动了一个大队的兵力，大约300多人，由于在交火中敌人炮楼打过来的子弹，引燃了堆放在村子西边庄稼地里的玉米秆，引起通天大火，像白昼一样明亮，游击队员暴露在自卫队巨大的火力范围之中，无法形成有效的进攻，继而自动撤出了战斗。
第二次攻打沙河子自卫队的时间是在民国三十六年（1947年1月8日）农历十二月十七日晚上。根据这次任务要求，游击队员当天下午有组织的自动集结，由驻地向大面河乡大树洼一带移动，有参战人员和担架队1200多人，当天晚上十二点多钟正式到达沙河子乡公所附近，随着指挥员一声命令，游击队兵分两路，一路顺着大雁坡跟住户房子后面搜索前进，一路直接向村西路口强攻，两个战斗单元迅速发力，向乡公所方向发起猛烈进攻。
战斗首先在村西口展开，这里住着刚刚从城里增援派来的一个国民党搜索排，布防不到一个月，大约有30多人。由于豫鄂陕革命根据地的建立，使这里的游击武装迅速壮大，这一时期国民党武装人员格外警觉。当游击队员接近敌人哨位后，慢慢开始向哨兵身边移动，随之冷不防一个锁喉，想控制住这个哨兵。就在这一刹那，这个哨兵一阵挣扎后向空中扣响了手中扳机，随即被游击队员连刺几刀，当场毙命。游击队展开强攻，一下子撂倒了几个国民党兵。紧接着整个村庄像炒爆米花一样，霹雳呼啦，枪声一片。随着枪声不断，另一路游击队员也被敌人的子弹阻隔在村子的西头，游击队拼命反击，但一次次都被无情的子弹挡了回来，战斗负伤减员不断增加。
敌人凭借着三座炮楼屏障作掩护，火力全开，虽有夜幕作掩护，但子弹不时打在游击队员身上。敌人另外三挺机枪一齐扫射，游击队员的每次冲锋都以失败告终。由于游击队进攻的村子西面是一段开阔地，无处藏身，唯一能进攻的两个路口被敌人的机枪牢牢的封死，其他地方是村庄老百姓的房屋，难于逾越。当时战斗已持续快一个小时，对游击队来说十分不利，开战前准备抬伤员的四十多付担架已剩余不多，加之沙河子乡公所离县城不足10公里，继续战斗只会给部队带来更大的危险。这时游击队指挥员迅速作出判断，可能敌人的兵力发生了改变，为了保存实力，及时调整部署，掩护伤员撤退，阻击敌人反扑。好在由于敌人不了解游击队的真正意图，加之天黑，没有盲目进行追击，才是游击队迅速翻越老虎岭，于第二天清早经大面河东坡一带，安全返回驻地休整。
第二次夜袭沙河子乡公所战斗结束后，游击队失利的原因一直成为一个谜，史料很少记载。当时乡公所只有区区五十多个武装人员，却阻挡了大于自己二十多倍的游击队的进攻，并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笔者通过六年多的实地走访，终于见证了当年亲历这场战斗的一些当地农民，进而解开了这个尘封了半个多世纪的历史谜团。
原来，就在游击队夜袭沙河子井养儒自卫队的当天，由山阳一带调防的一个国民党正规营，兵力大约200多人，途经上官坊，翻越石窑子，于当天傍晚前到达蒲峪沟的郭家村。由于郭家村的保长担心部队扰害村庄，就给了这个营的长官一些好处，建议他们去丹江对岸的沙河子乡公所食宿。部队到达乡公所后，已经是晚上的十点多钟。乡公所人员立即安排食宿，把大家按照建制分配到附近各家农户吃饭休息，大约十二点多钟，一切准备完毕，部队按常规进行军事布防后，士兵陆续洗脚准备睡觉。就在这时，一声枪响，打乱了部队的正常安排。各作战单元迅速投入战斗，进入各自岗位，由于占着有利地形，火力配备齐全，子弹一下子像雨点一样，盲目对着西边枪响的地方进行射击，打乱了游击队预定的作战计划，最后保住了沙河子乡公所。
第二天大约九点多钟，驻守在城区的国民党部队才慢慢腾腾前来支援，他们装腔作势，放着空枪，沿着游击队撤退中留下的斑斑血迹进行追击。在途经大雁坡后面的薛山时，在一个薛姓人家的玉米杆中，发现了一个掉队的游击队重伤员，他们当场予以枪杀，算是给这次增援行动挣回了一点脸面。
在事后打扫战场时，附近农民发现有四名国民党保安团士兵中弹死亡，其中一名是个小军官。当时乡公所为了装点门面，在白墹村买了四副棺材，把这四名士兵装棺入殓，服阙在大雁坡脚下的一个柿树下，后来这些尸体陆续被狼群扒开棺材吃掉。同时，也有个别掉队后尚存一息的游击队战士，被国民党反动派或者活埋，或者用铡刀残害致死。
需要说明的几个问题：
第一，夜袭沙河子井养儒自卫队的时间。经笔者多方考证，认为第二次攻打时间应为民国三十六年（1947年1月8日）农历十二月十七日，与政府部门史料不尽相同，留待后人继续研究确定。
第二，游击队具体伤亡人数。国民党保安团死亡人数基本没有多大争议，但游击队具体伤亡人数无法确定，笔者是依据七位健在老人的回忆资料所列，无法真正还原当时的历史事实，不足以成为具有历史价值的资料，只能提供给民间文化研究爱好者学习时参考。
第三，这次夜袭沙河子战斗失利的原因。当时参战的游击队战士和政府史料都指向“国民党兵增援迅速”所致。其实，大多数采访对象都倾向于深夜敌人突然兵力发生数量改变，致使部队冒然进入敌人火力网，导致战斗失败。
第四，关于承担这次侦查任务的门师和黄师的去向。经笔者了解，门师是湖南人，在沙河子街开设一家剃头店，大约在这次夜袭乡公所后，身份暴露，被沙河子自卫队逮捕。在押送县城途中，杀害于梁铺村东沙沟。黄师是商洛本地人，在自卫队一次巡查中被抓，后来在看护过程中幸运逃脱。
第五，1947年后，随着中原军区新四军北渡黄河休整，一部分曾参加过这场战斗的游击队员，为商洛人民的解放事业英勇牺牲。同时，也有一部分参加这次战斗的游击队员，后来在商洛革命最困难的时期，站在了人民的对立面，最终成为革命队伍中的可耻叛徒。还有一部分人，在商洛解放前夕，公开与人民政府为敌，成为双手沾满人民鲜血的匪徒，最终受到了人民政府的公正审判。虽然这些人曾经轰轰烈烈，但最后都各自按照自己的人生定位，各得其所，这不能不引起人们的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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