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自红色传人的报告——鄂豫皖省委18次常委会及红25军庾家河战斗①

来自红色传人的报告

——鄂豫皖省委18次常委会及红25军庾家河战斗①

1934年12月10日，鄂豫皖省委第18次常委会议及红25军庾家河战斗，发生在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为了寻求新的生存发展，离开革命根据地进行长征的危难之时。当时红25军在一位名叫陈廷贤的货郎担带领下，经过一条陡峭的悬崖险道，突破二十余倍之敌的围追堵截，成功进入陕西境内。鄂豫皖省委根据新地域、新情况、新形势，确定了新时期红军的新任务。红25军服从中央军委的指示和命令, 成为理想信念坚定坚强的精神代号。
鄂豫皖省委18次常委会议，被称为“殊途同归的遵义会议，与遵义会议梦想遥应、遥相呼应。”“会议”在全国各大革命根据地丧失殆尽、党中央失去联系的情况下，坚毅听从、服从、寻找党中央，改鄂豫皖省委为鄂豫陕省委，建立以商洛为中心的鄂豫陕革命根据地，做出了决定生死存亡的重要决定、重大决议、主要任务、关键决策。在承担全军覆没极大风险中孤军作战，牵制了国民党的主力，减轻了中央红军的压力。通过回转迂回的游击战术牵制消灭敌人，建立苏维埃政府，打土豪分田地，将地主的土地分给农民，号召广大工农参加红军。
会议以红25军军部的名义在街上张贴颁发了省委12月9日晚在杨家药铺预备会议通过，郑位三在药铺起草，刘华清在药铺东房刻印的《什么是红军》的传单。讨论了在鄂豫陕边建立革命根据地的问题，《吴焕先传记》“立足一个边”“艰苦转战的红25军从这里迈出了关键性的一步，开拓出一块红色的天地。”红25军先于中央红军到达陕北与陕北红军汇合，徐海东任军团长，撤销了庾家河会议建立的鄂豫陕省委，迎接党中央，把红15军团交给毛主席，编入红一方面军，这是庾家河会议的重要结果，也是把革命大本营建在西北的深厚底蕴、根本基石、历史根脉。
鄂豫皖省委在杨家药铺召开了这次特别关键的重要会议。会议接近尾声，遭敌突袭，会址旋即成为军部的战斗指挥部，全军服从命令，果断迎击敌人。当时正值农历冬月初四，庾家河街逢集，顿时枪响大乱，集市纷纷散去。会址距离战斗打响的东山直线距离为300米，直线高度120米，当时步枪的杀伤范围是800米。药铺转即成为救治红军伤员的战地救护所。敌60师居高临下，在敌强我弱、反击可能全军覆没的凶险恶劣情况下，军部不是指挥红军向西北西南撤退，而是不畏枪林弹雨，有序集结，殊死反击，和敌人争夺山头的阵地，反复冲杀了二十多次。党员将领班团干部冲锋在前，身先士卒，全体红军听从指挥，忘我拼杀。程子华、徐海东二位军首长相继身负重伤，政委吴焕先接替指挥，省委书记徐宝珊在药铺临街东门和楼上北窗观战，根据通讯员的汇报，山上山下共同指挥，使战斗取得了胜利，《红二十五军战史》称此战为“庾家河街战斗”。国民党南京政府档案称此战为“庾家河之役”。红军毙伤敌800余人，红军伤亡200余人，其中28名班团干部牺牲。战斗由初始阶段敌我双方伤亡1：5转化为4：1。战斗胜利保卫了庾家河会议成果，保证了会议方针路线政策的贯彻实施。会议以军部的名义张贴颁发了《什么是红军》的传单。
杨家药铺是这次战斗胜利的重要指挥所。杨家药铺从召开会议决议决定决策——遭敌突袭军部立即指挥反击——战地救护所山上山下一条血路——战后药铺杨春荣医生组织乡亲掩埋牺牲红军和罗锦文冒着生命危险去洛南县城为红军伤员买药——安排伤员在自家和山沟村民家养伤——战后红军地下联络站——我党我军地下交通站，以及李先念、汪峰、龚德芳、薛兴军、蔡兴运、王连成、田申荣、陈寿益、陈效贞等都曾在这里留下过战斗足迹。
解放后，程子华、徐海东的子女，多次来杨家药铺和战斗地参观访问，他们热泪盈眶，充满深情地说，庾家河不仅是他们父亲九死一生之地，也是红二十五军生死存亡之地，更是中国革命转危为安、转败为胜、由弱到强的转折之地，还是中国革命的策源地之一。
红25军高举“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队” 的旗帜，挑战极限，殊死拼搏，表现了红25军北上抗日，救国救民，驱逐日本帝国主义，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建立工农联盟的人民民主国家的坚定信念和崇高理想。表现了红军战士听党话，跟党走，为了最广大的人民利益和过上美好的幸福生活，不怕千难万险，不怕牺牲，奋斗不息，顽强拼搏的长征精神。“会议”“战斗”以永恒的历史瞬间，形成的红军精神，成为我们的根本、国本、国力、国魂、军魂、民族魂的象征，是我们国家事业永续发展的精神支柱和推动力量，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十分深刻。
(责任编辑：商州民间文化研究协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