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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时期的腰市(连载)——豪气干云王嘉猷,曾为妇女争自由

民国时期的腰市连载
        ——豪气干云王嘉猷,曾为妇女争自由


(紫峪村86岁的小脚老太)
      “腰寺有个王嘉猷,曾为妇女争自由。行走骑着一匹马,翻山走的鹞子垭。走上湾,过下湾,四垭岭上把景观。四垭岭,四垭寺,垭上两株大松树。精壮威武几个世,把天磨得嘎吱吱”。
      腰寺川从抗战时期到现在,一直流传着这段顺口溜。这是腰寺民众盛赞王嘉猷威风、气魄、品格、功绩的原始篇章,也是对这位腰寺镇民国时期的杰出人物最善意的纪念。
      王嘉猷是腰寺镇黄川村人,民国二十二年,也就是1933年左右,任商州北区保安团长,在腰寺大荆一带办理团务,正气干云,推行了一系列福泽千家万户的惠民之策。
      首先是土地政策。他负责丈量土地,以土地亩数交税。因山地贫瘠收入少,王团长便加大公尺,让边让荒。山坡上农民自开的小块荒地,不算亩数,想方设法减轻农民的负担。
      第二件事是惩治地方小吏,滥用职权。严厉告诫保甲人员:不许随便摊派粮款,加收粮款,违者依法处置。
      第三件事是整肃民风,戒毒戒赌。无论是保甲人员还是普通乡民,不准贩毒吸毒。贩毒、赌钱者,一旦抓住,轻者罚款,重则劳役。一时间,腰寺大荆一带,正气昂扬,民风大变。
      他一手革弊政,破陋习,一手开蒙启智,兴办教育。尤其是禁止妇女缠足,并在黄川创办“行知女子学校”,令山村女子喜不自胜。实行平民教育,提倡男女平等,破除妇女缠足,在腰寺大荆一带是破天荒的头一次,撞开了一重重封建闭锁的大门,凿开了两川农家妇女接受新式教育的历史先河。
      缠足是中国古代的一种陋习,女性用一条长布将双脚紧紧缠裹,使其脚骨畸形变小,以此为美。小女孩从四、五岁起便开始缠足,直到成年骨骼定型后才将布带解开。据现代学者考证,缠足开始于北宋后期,兴起于南宋,发展于元代,兴盛于明清。传说较多,也是众说纷纭。中华民国建立后,作为移风易俗的一个重要举措,孙中山总统于1912年3月发布《大总统令内务部通饬各省劝禁缠足文》,也就是我们平时说的“劝禁缠足文”。到了1928年,南京国民政府再次发布《禁止妇女缠足条例》。陕西民政厅长邓长耀,贯彻此条例力度很大,除了明察暗访民间的执行情况,善言劝导,还挨家挨户发《放足歌》,临时组织一种赤脚小脚游行,西安甚至禁止小脚妇女去公共场所。
      省会城市的放足运动,轰轰烈烈,可春风不度秦岭山,闭塞的商州,家长们依旧笃信,“三寸金莲”就是美观。在山区要求妇女绽脚,杜绝妇女缠足的阻力的确很大,要打破“观足知美丑”的千年陋俗,男男女女一下子都适应不了,实在很难。
      王团长大刀阔斧下命令:谁家的女孩不绽脚,谁家的女孩敢缠足,就把裹脚布挂在谁家家长的脖子上,上街游行示众。这一招很灵,千年桎梏被彻底废除,多少女童免遭折骨之苦,伤残之痛,家家户户高高兴兴。
      她们更高兴的是绽了脚,或者不缠脚,就可以和男孩子一样上学读书。腰寺大荆的女孩子,可以操着一双大脚,兴高采烈地去上“行知女子学校”。
      辛亥革命以前,女子学校只是在几个大城市里,有几所教会学校。女子接受教育都是在自家私塾,或者家里聘有家庭教师,被称为“贵族教育”,平民女子是享受不起的。
      民国初期,女子教育虽受到关注,但时局动荡,收效甚微。直到“五四运动”前后,一些留学欧美回国的学生,带回了教育的新理念,新思想,为闭塞落后,受教率极低的中国教育,带来了一股清新之风。尤其是出身贫寒的教师之家,考取教会学校的陶行知先生,留学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回国后,积极倡导,奔走呼号,有识之士,投身教育,创办学校,平民教育才得到广泛的宣传和推广。女子学校此后也逐渐增多,有不少大学也开始招收女生,慢慢实现男女同校。
      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女子要想接受新式教育,就必须有一双大脚。中国第一位女硕士、女博士、女教授,胡适的密友,林徽因的老师陈衡哲,就是躲过了缠脚,挣脱了包办婚姻,走出国门,留学美国的。在美国,她结识了一批优秀的青年才俊,其中包括胡适和后来成为她丈夫的卢鸿隽。
      六七岁的陈衡哲,与母亲、女佣斗智斗勇,躲过了缠脚。1914年,十六七岁的她,为反对父母安排的包办婚姻,抓住机会,考取了清华学校的女子公派留学班。回国后,任教于北大历史系,成为北大乃至中国第一位女教授,第一位白话文女作家。她的人生经历,就是一部妇女解放的教科书。
      试想,如果她缠了脚,一人如何走出国门?如何成为中国第一位女教授?失之毫厘,谬之千里,起步的方向错了,永远也无法到达理想的终点。
      由此可鉴,王嘉猷先生对腰寺大荆一带的农家女子,上学求知,改善生活,改变命运,追求男女平等,追求思想独立,经济独立,人格独立的巨大转变,起到了不可估量,无法替代的作用。
      女子乃齐家之本,清国之源。兴办女校,让女性挣脱传统观念的束缚,走出家庭,接受学校教育,为时代,为社会,为家庭,发挥其特有的作用,是功在千秋的善举。有句俗话说的好:一个好女人,可以旺三代。
      在腰寺教育界,解放前后的三四十年,活跃着一群引人注目,令人尊敬的女先生,均毕业于“行知女子学校”。其中就有我在十三社上学时的王老师,记不起名字了,还有如今仍记着相貌和名字,当初给我代过课的王芝粉、王淑杏、任嘉贞先生。
      王嘉猷团长,费尽心力,改变了腰寺大荆自古以来妇女“三寸金莲”的封建余孽。开办女学,兴盛教育,山川欢笑,百姓开心,女童们以及她们的母亲,简直把王团长奉若神明。可是,他的条条政策,阻挡了土匪头子周寿娃兄弟的发财之道,威胁着周的土匪武装。周乘风作乱时,花大价钱买通了王团长的内卫,有组织、有预谋,内外勾结,瞅准他偶然回家,内卫人少,便在黄川村的家里暗害了他。
      一代豪杰,英年早逝。多少年来,正直高义,仁慈悲悯的英雄,在腰寺川的田间地头,口口传说,代代称颂。
      王嘉猷的父亲在当地是颇有名望的医生,家里开着中药铺子,文质彬彬,儒雅和善。儿子被残害后,腐败的政府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王嘉猷的副官王维益,领着王团长原来的十几个亲兵和腰寺的乡勇,在上集村的黄龙架,与纠结了洛南土匪的周寿娃,干了一仗,终因势单力薄,远走他乡。王大夫只好单枪匹马去破案,他一人一马一杆枪,驰骋周围区县,四处搜寻杀害儿子的凶手,整整跑了两三年。
      功夫不负伤心人,终于从一伙赌钱的兵痞子那里摸出了底线。一天,王大夫走进我家的饭店,一言不发,抽走了我父亲卖肉的砍刀,神情严肃地出门而去。我父亲愣了一会儿神,感觉不对劲,就跟着出去看,只见两个保丁架着一个男青年。王先生抓起那个男子的一只脚,一刀下去,此人的脚就不见了。我父亲急得大喊:“你咋不言不传,动这滥子(闯祸)?”王先生愤愤说道:“他勾结恶人通报消息,害了我的儿子,没有取他性命,已是便宜他了。砍他一只脚,让腰寺大荆的恶人都长长记性!”
      这个青年男子据说是大荆人,他的媳妇,就是土匪后来给抢的,可见此事不假。
      王嘉猷父子都是开明慈善之人。我父亲1954年病逝后,王大夫来到我家,我以为他是来要药钱的。可是,他却对我们说:“我不是来要药钱的,我是看你们娘儿们一伙咋生活呀?”他告诉我们弟兄三个,鸡蛋的生意可以做,他给本钱,然后挣了钱,去买个架子车,到大荆煤矿拉煤卖,可以维持家计。本钱他不要了,一年给他拉上两车煤就行啦。
      常言说得好:积德无需人见,行善自有天知。这样的父与子,我几辈子都会记着的。
      
(连载审稿:郭志康)

(责任编辑:商州民间文化研究协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