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方志，一生志_商州民间文化

一方志，一生志

时光倒回到二十二年前的1998年9月，那年正好是38周岁，我仿佛一瞬间又回到了从前。灰尘在午后斜射的光柱里缓慢浮沉，像无数个被搁置的岁月，厚厚地铺满了空荡荡的办公桌。整个地方志办公室，连同我在内，不过三人。省里的批评言犹在耳，嫌商洛“拖了全省的后腿”，我是那个被“点将”来填坑的人，心里揣着十万个不情愿，却终究是来了。那一刻的感受，大约便是所谓的“受命于危难之中”，只是这“危难”并非金戈铁马，而是无边的沉寂与一张白纸般的荒芜。地方志，这三个字，在许多人听来，怕是比那桌上的灰尘还要陈旧几分。
可灰尘之下，覆盖的真是“陈旧”吗？当我与返聘回来的老主任相对而坐，当我们摊开空白的稿纸，试图为脚下这片名为“商洛”的土地勾勒一部几千年体魄时，一种前所未有的分量，渐渐压过了最初的彷徨。这不是简单的材料堆积，这是为山河立传，为岁月作证。我们要编纂的，是社会主义时期第一部《商洛地区志》。一百四十余万字，这个数字在启动之初，只是一个令人眩晕的概念。没有成熟的路径，我们便从最基础的编纂大纲与篇目设计开始，一字一句，如同在混沌中开凿通道。老主任的眼镜片上反射着台灯昏黄的光，他常念叨：“修志如修史，笔下有千秋，一字一句，都马虎不得。”这话起初听来是压力，后来却成了心中的尺与秤。
当那份编纂大纲和篇目草案，最终摆上行署常务会议的议事桌并获得批准时，我们心里悬着的一块石头，才算稍稍落地。这纸批文，不仅是程序上的认可，更是对这项浩瀚文化工程的正式授权，为我们下一步的工作，铺下了第一块坚实的基石。
接下来，就是组建“施工队”。我们依据“政府主持，专家修志”的原则，多方联络，反复恳谈，从地直单位陆续聘请了一批既有深厚专业知识、又有扎实文字功底的老同志，担任各分卷的编辑。这支临时组建、却肩负重任的队伍，很快汇集起来。随即，召开了全区修志工作动员大会暨编纂业务培训会。记得那一天，会场里坐满了来自全区各条战线的同志，有白发苍苍的老者，也有风华正茂的青年。会上，我们讲意义、交任务、教方法。面对一张张或热切或茫然的面孔，我知道，真正的跋涉才刚刚开始。这次大会，标志着《商洛地区志》这项浩大的文化工程，正式拉开了全面编纂的序幕。
万事开头难。面对如此庞大的工程，如何让这支队伍迅速进入状态，写出符合志体的稿件，是摆在我们面前的现实难题。我们本着“先易后难、示范引路”的原则，在众多分卷中，选定基础相对较好、之前已形成初稿的《农业卷》作为突破口。我们集中力量，与编辑人员一道，对照大纲篇目，反复讨论，逐字逐句地进行修改、补充、打磨。从体例结构、行文规范，到史料核实、数据比对，力求将它打造成一部符合要求的“样板卷”。当这本修改完善的《农业卷》初稿最终印制出来，分发到每一位编辑手中时，它不仅仅是一摞文稿，更是一个具体、直观的参照标准。它告诉大家，志书应该写成什么样，避免了大家在黑暗中摸索，减少了反复，保证了志书编写能少走弯路，力求做到一次成功。这个“笨办法”在实践中被证明是行之有效的，它为后续各卷的编纂，趟开了一条相对平坦的路。
于是，六年光阴，被压缩成案头无数个黎明与深夜。我们在发黄的故纸堆里嗅闻历史的气息，在散佚的民间传说中打捞文明的碎片，在田野调查的步履间丈量现实的温度。那些枯燥的数字、变迁的区划、湮没的人名、远去的事件，渐渐不再是冰冷的符号，它们开始呼吸，开始低语，连缀成一条奔腾不息的生命之河。我见过为核准一个地名沿革而争得面红耳赤的老先生，也见过为了一段尘封的往事和同事争得面红耳赤的人，也曾徒步十几里路去寻访古稀老人而不畏遥远。方志办的灯，成了行署大楼里最后一盏熄灭的星。个中艰辛，实不足为外人道，只有那日渐增高的稿纸与日益清晰的框架，是唯一的慰藉。当百余万字的书稿最终于2006年付梓，墨香袭来的那一刻，所有的疲惫仿佛都有了归宿。这不仅仅是一部书的完成，更像是一次漫长的、与故乡灵魂的对话终于落下了最后一个标点。意外的是，因这份工作，我竟有幸被评为全国地方志系统先进个人，站在了北京人民大会堂那庄严的殿堂里。荣耀属于集体，于我而言，那是自己人生的高光时刻，是那份激动更深处的回响。
《商洛地区志》竣工，像完成了一次漫长的登山，但山顶并非终点，只是看到了更广阔的、需要持续描摹的山川。《商洛年鉴》的设想，便在那时萌生。一年一鉴，是对地方当代史最直接、最迅捷的定格。没有经验，便再次从零开始，搜集兄弟地市的模板，揣摩体例，反复琢磨如何让篇目结构既合乎规范，又充满商洛的呼吸与脉搏。从框架搭建到资料征集，从条目编写到审核校对，又是一轮“干中学，学中干”的循环。当首部《商洛年鉴（2001创刋号）》带着油墨清香问世，填补了商洛文献体系一块关键空白时，那种创造与奠基的喜悦，同样醇厚。历史与当代，如同鸟之双翼，缺一不可。
我们的目光，并未止步于官修志书的框架。商洛的灵性，岂能没有诗文的注脚？虽说在90年代初方志办编辑出版了《商洛古诗文选注》，但没有近代诗集。自1840年鸦片战争的炮声震碎天朝旧梦，至1949年新中国成立的曙光初现，这百余年间，商洛山水间回荡着怎样的吟哦？这几乎又是一片被遗忘的荒漠。我们决定编纂《商洛近代诗歌辑注》。这更像是一次文学的考古，在县志的艺文附录、在族谱的夹页、在乡贤的手稿，甚至在山野寺庙的残碑上，我们小心翼翼地寻觅、抄录、考证、笺注。当那些饱含着忧患、思索、乡愁与希望的诗句，从历史的尘埃中一一显影、连缀成篇时，一个时代隐微的心跳与呼吸，得以重新被听见。那是沉潜于大历史之下的、一方水土最敏感的精神脉络。
接着，是拂拭更古旧的面容。参与校注清代的《续商州志》《商州直隶州乡土志》，是与前代修志者的隔空对话。点校那些竖排的、泛黄的木刻文字，不仅是在纠正讹误，更是在理解他们观察与记述乡土的体例、眼光与情怀。先人的笔墨，为我们今日的书写，垫下了深厚的基石。
从历史中来，最终要回到土地本身。我们开始有意识地挖掘、梳理那些更为灵动、具体的地情文化。《商於古道》——探寻那条贯穿秦岭、沟通秦楚，承载过无数商旅、战事、文脉的千年通道，它的遗迹、它的故事，是商洛融入更宏大历史地理格局的血管；《商州老字号》——记录那些曾经招牌闪亮、信誉卓著的字号、作坊与技艺，它们是一个城镇商业文明与市井温度的活化石。这些工作，让地方志从宏大的历史叙事，细腻地渗透到地理的肌理与生活的烟火之中。
2014年，第二轮方志编纂又开始了，我手头的工作也进入最紧张的阶段。一部体量更为繁重、达一百五十万字的《商洛市志（2000-2014）》进入了总决战。这像是一次总其成的“大汇演”，要浓墨重彩地将十五年间商洛撤地设市以来对这片土地自然、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方方面面的巨大变化熔铸于一炉，写出特色、实乃不易。时间似乎开始了加速倒计时，我们争分夺秒，从征稿到编辑，由初稿形成到最后核对，经过多次精心打磨，在退休前的2020年，看着这部皇皇巨著最终通过省上终审成型定稿，心中没有即将离任的怅惘，反倒充满了一种“工竣身退”的平静与圆满。它像一块厚重的砖石，被稳稳地砌入了商洛文化大厦的基座。
如今，离开那个堆满书籍与稿纸的房间已有数年。偶尔回去，看到新一代的方志人各自熟练地在电脑上编排的文稿，禁不住由衷地感慨！但我知道，有些东西从未改变：那是面对历史与乡土时的敬畏之心，是“板凳要坐十年冷，文章不写一句空”的笃实，是在故纸堆与田野间寻找真相的执着。
那些年指导终审的各行各业志书，也已在各自领域发挥着“资政、存史、教化”的独特作用，它们与那十余部年鉴、百万字的地情书籍一起，构成了一个立体、多维、鲜活的地方记忆库。它们或许静立书架，少有喧哗，但我知道，当后人需要了解这片土地的过往，探寻其发展的脉络时，这些沉默的卷帙，将成为他们最可信赖的向导。
二十年，于个人职业生涯的长度，于一方土地的历史，不过倏忽一瞬。这二十年，我有幸成为一个执笔人，为商洛的百年沧桑，尽力描摹了一幅尽可能清晰、丰赡的画卷。方志工作，是寂寞的，它远离聚光灯与喧嚣场；但它又是无比丰饶的，因为它让你触摸到时间最深的纹理，连接起过去与未来。如果说每一代人都有自己的使命，那么，为生我养我的土地留住记忆、续写春秋，便是时代赋予我的，也是最无愧于心的职责。
一方志书，或许就是修志者一生的志业。岁月如水，冲走了浮华与躁动，留下的，是沉在心底的、关于山河与岁月的，那份沉甸甸的、安静的记忆。这记忆属于商洛，也属于所有在时光长河中，默默为她提灯、刻石的人。
——转自清心斋主《美篇》，图片另加。
(责任编辑：商州民间文化研究协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