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一块墓碑再说商州世家邵氏
2022年5月2日上午,在商州区思源学校一位老师的引荐下,我们驱车来到了商州城东一个叫刘塬村的地方,对一通放置于路边的古墓碑进行了实际勘查登记、拍照留存,从而以此对商州世家邵氏再次进行探析。这通墓碑放置于商州城东大赵峪街道刘塬村一组一条大路旁,墓碑材质为灰色石灰岩。碑高103厘米,宽47厘米,厚13厘米。碑文为阴刻竖写篆书,内容分为两行:左边为“敕封承德郎东楼邵长公配”,右边为“敕封安人加孝妇李氏之墓 ”。参与这次现场勘查的有徐刚民、寇胜利、王巍、吉建全等,墓碑勘察登记时间为2022年5月2日上午。 从墓碑形制来看,这通墓碑既不符合墓志铭要求,也不等同于一般普通墓碑。墓志铭一般由志和铭两部分组成,志多叙述逝者的姓名、籍贯、生平事略;铭则主要是对逝者一生的评价。普通墓碑一般要标明墓中人的姓名、立碑人、立碑时间及死者生平(包括姓名、籍贯、家世、经历、著作、逝世年月、葬时葬地等)。据此推测:这通墓碑可能是墓志铭中“铭碑”形式中的其中一块,至于“志碑”,目前尚没有被发现。 从墓碑内容来看,上句“敕封承德郎东楼邵长公配”,敕封是封建社会皇帝颁诏封赐臣僚头衔的一种形式。承德朗是明清时期对六品官员的封赠。东楼在这里一种可能是对本族人居住方位的称呼,还有一种可能是现在东龙山,过去曾经叫过东楼山。邵长公是对一个叫长的邵姓人的尊称。配在这里指配偶、元配。下句“敕封安人加孝妇李氏之墓 ”,安人是对六品官员配偶的封赠。加孝妇是在封赠安人的基础上附加的封赠。李氏之墓很好理解,那么这通墓碑主人到底是商州邵氏哪位呢? 康四版《续修商志》是目前我们能看到的最早商州方志,在卷之八·人物志·世家中载:“邵氏,相传河南洛阳康节先生之裔,未有的据。四世祖青,明洪武中以孝康举宜都县令;益,以人举上蔡县令;世高,明经,太平府经历;和,明经,东昌府知事;锦,举人,历官睢州知州。八世榆,恩贡,以孙可立贵,赠参政中大夫,加布政通奉大夫。九世烨,选贡,静乐训导。来宣寿官,以子可立贵,封文林郎、永城知县,加封承德郎,赠参政中大夫,加右布政使、通奉大夫。十世可立,进士,历官山西左布政使;可宪,恩贡,考选知县。十一世公乾,选贡,汤阴县令。”虽然明清封赠制度有所不同,但从封赠定制和记载来看,只有邵可立父母符合六品承德郎这一条件。 在商州地区,邵可立一家的传说故事在民间流传很多,笔者在以前的《在商州的历史集节点上的邵氏三杰》一文中已有过介绍,这里不再累述。《续修商志》卷八·人士载:“邵可立,字三立, 万历戊戌(1598年)进士,幼贫苦学。及居官,清介端方,有古大臣风。以山西左布政使致仕。家居淡素,著述维风。天启中,魏党崔呈秀招起复,托疾不应。岁饥,出金带助照。凡地方利害,一切调剂,白长官兴除之。寿七十,卒。应祀乡贤,未勘。”这是对邵可立本人的一段记载。 明代封赠制度规定,依据臣属官品高低和功绩大小,将官爵(虚衔)授予臣属的父母、祖父母或曾祖父母。父祖在接受封赠时若还在世,叫做“封” ,故去的叫做“赠”。因官员等级高低,诰敕又分为“诰命”与“敕命”两类。一品至五品,授以“诰命”;六品至九品,则授以“敕命”。官员父祖与妻,生前受封者叫做“诰封”“敕封”,称之为“封君”。死后受封者,叫做“诰赠”“敕赠”,称之为“赠君”。 刘塬村发现的这通墓碑,很可能只是邵可立父母墓志铭中的一块“铭碑”。首先,从墓主身份上看,只有邵可立父母来宣夫妇有这种品阶。在商州世家邵氏记载的十一位官封人员中,六品以上官员有两位,其中邵锦,举人,历官睢州知州,应为从五品。记载中,只有“来宣寿官,以子可立贵,封永城知县,封文林郎,加封承德郎,赠参政中大夫,加右布政使、通奉大夫。” 从邵来宣的受封情况看,封七品“文林郎”,是儿子邵可立在任永城县知县期间所受到的封赠;加封六品“承德朗”,应在山海关任兵部主事期间;赠从三品“参政中大夫”,应在山西任参议期间;加从二品“通奉大夫”,应在任山西右布政使期间。从墓碑主人品阶记载说明,墓碑只是“铭碑”中的一块,是反映墓主人在世时,一定时间内受到的敕封“铭”记。 其次,从墓碑记载内容看,男墓主人暂且不论,目前已知的商州邵氏的资料记载中,邵可立的母亲为李氏。《续修商志》卷八·贞烈·附孝妇载:“李氏,方伯邵可立母,翁老,患瘫症;姑殁;六子俱贫,日经营出外。氏晨昏左右供汤水,侯饥寒,吮痈涤溺,数载不渝。……及公致政,晚年右面生癞,以此终。愈信为伯牛所转。氏竟两受诰命,封赠夫人。天之报施孝妇也,如此。”这里的邵可立母亲,既符合墓主人李氏这一要求,也符合“加孝妇”“两受诰命”的条件。 再次,从现场综合勘查来看,这通墓碑初步判断为明代后期制作,按照当地人讲,墓碑大约出土时间为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因露天放置,除碑面左下角有冻损外,其余部分基本保存完好。根据民间田野考察实践分析,如果不是埋藏于地下的墓碑,一块放置于露天的碑石,根本无法保存到现在。比如,现藏于市博物馆清早期几通邵氏墓碑,由于在这之前,一直放置于野外露天,碑刻文字早已破损严重,根本无法辨认。 最后,从墓碑出土的位置看,与邵可立家族墓地位置基本吻合。商州邵氏,相传为洛阳康节先生之裔。始祖邵彬,明初从河南洛阳徙居商州城东北小赵峪,樵农。另据民国版《续修商县志稿》·古迹志·陵墓载:“进士,山西布政使司左布政使邵可立墓:在城东三里东原,有诰封、诰命碑四。”据此说明,邵可立父母的坟墓也理应在城东三里东原附近。另外,从立碑时间上分析,墓碑应立于崇祯二年(1629)以前(有其撰写的碑文佐证),为邵可立在生前为其父母所立。 总而言之,以上事实虽然把墓碑主人指向了邵可立的父母亲,但这里还存在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有待破解。邵可立父亲到底有几个名字?墓碑男主人“东楼邵长公”是否就是邵来宣的讳称(大名),这里很值得商榷。我们今天的人,一般只有一个姓名,但封建社会礼制条件下,家谱有谱名,体现家族字辈,旧时只能呼其字,直呼其名是一种不礼貌的行为,难道“邵来宣”只是邵可立父亲的字吗?目前现存的商州邵氏遗存资料中,邵可立父亲叫邵来宣,从没有发现过其他名字,难道是受笔者手头资料所限,没有涉及到,还是墓碑另有主人,这只能期待通过一定的时间,在有效的事实依据面前,进一步去佐证破解。 (责任编辑:商州民间文化研究协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