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一块墓碑再说商州世家邵氏

从一块墓碑再说商州世家邵氏

2022年5月2日上午，在商州区思源学校一位老师的引荐下，我们驱车来到了商州城东一个叫刘塬村的地方，对一通放置于路边的古墓碑进行了实际勘查登记、拍照留存，从而以此对商州世家邵氏再次进行探析。
这通墓碑放置于商州城东大赵峪街道刘塬村一组一条大路旁，墓碑材质为灰色石灰岩。碑高103厘米，宽47厘米，厚13厘米。碑文为阴刻竖写篆书，内容分为两行：左边为“敕封承德郎东楼邵长公配”，右边为“敕封安人加孝妇李氏之墓 ”。参与这次现场勘查的有徐刚民、寇胜利、王巍、吉建全等，墓碑勘察登记时间为2022年5月2日上午。
从墓碑形制来看，这通墓碑既不符合墓志铭要求，也不等同于一般普通墓碑。墓志铭一般由志和铭两部分组成，志多叙述逝者的姓名、籍贯、生平事略；铭则主要是对逝者一生的评价。普通墓碑一般要标明墓中人的姓名、立碑人、立碑时间及死者生平（包括姓名、籍贯、家世、经历、著作、逝世年月、葬时葬地等）。据此推测：这通墓碑可能是墓志铭中“铭碑”形式中的其中一块，至于“志碑”，目前尚没有被发现。
从墓碑内容来看，上句“敕封承德郎东楼邵长公配”，敕封是封建社会皇帝颁诏封赐臣僚头衔的一种形式。承德朗是明清时期对六品官员的封赠。东楼在这里一种可能是对本族人居住方位的称呼，还有一种可能是现在东龙山，过去曾经叫过东楼山。邵长公是对一个叫长的邵姓人的尊称。配在这里指配偶、元配。下句“敕封安人加孝妇李氏之墓 ”，安人是对六品官员配偶的封赠。加孝妇是在封赠安人的基础上附加的封赠。李氏之墓很好理解，那么这通墓碑主人到底是商州邵氏哪位呢？
康四版《续修商志》是目前我们能看到的最早商州方志，在卷之八·人物志·世家中载：“邵氏，相传河南洛阳康节先生之裔，未有的据。四世祖青，明洪武中以孝康举宜都县令；益，以人举上蔡县令；世高，明经，太平府经历；和，明经，东昌府知事；锦，举人，历官睢州知州。八世榆，恩贡，以孙可立贵，赠参政中大夫，加布政通奉大夫。九世烨，选贡，静乐训导。来宣寿官，以子可立贵，封文林郎、永城知县，加封承德郎，赠参政中大夫，加右布政使、通奉大夫。十世可立，进士，历官山西左布政使；可宪，恩贡，考选知县。十一世公乾，选贡，汤阴县令。”虽然明清封赠制度有所不同，但从封赠定制和记载来看，只有邵可立父母符合六品承德郎这一条件。
在商州地区，邵可立一家的传说故事在民间流传很多，笔者在以前的《在商州的历史集节点上的邵氏三杰》一文中已有过介绍，这里不再累述。《续修商志》卷八·人士载：“邵可立，字三立，万历戊戌（1598年）进士，幼贫苦学。及居官，清介端方，有古大臣风。以山西左布政使致仕。家居淡素，著述维风。天启中，魏党崔呈秀招起复，托疾不应。岁饥，出金带助照。凡地方利害，一切调剂，白长官兴除之。寿七十，卒。应祀乡贤，未勘。”这是对邵可立本人的一段记载。
明代封赠制度规定，依据臣属官品高低和功绩大小，将官爵（虚衔）授予臣属的父母、祖父母或曾祖父母。父祖在接受封赠时若还在世，叫做“封” ，故去的叫做“赠”。因官员等级高低，诰敕又分为“诰命”与“敕命”两类。一品至五品，授以“诰命”；六品至九品，则授以“敕命”。官员父祖与妻，生前受封者叫做“诰封”“敕封”，称之为“封君”。死后受封者，叫做“诰赠”“敕赠”，称之为“赠君”。
刘塬村发现的这通墓碑，很可能只是邵可立父母墓志铭中的一块“铭碑”。首先，从墓主身份上看，只有邵可立父母来宣夫妇有这种品阶。在商州世家邵氏记载的十一位官封人员中，六品以上官员有两位，其中邵锦，举人，历官睢州知州，应为从五品。记载中，只有“来宣寿官，以子可立贵，封永城知县，封文林郎，加封承德郎，赠参政中大夫，加右布政使、通奉大夫。”
从邵来宣的受封情况看，封七品“文林郎”，是儿子邵可立在任永城县知县期间所受到的封赠；加封六品“承德朗”，应在山海关任兵部主事期间；赠从三品“参政中大夫”，应在山西任参议期间；加从二品“通奉大夫”，应在任山西右布政使期间。从墓碑主人品阶记载说明，墓碑只是“铭碑”中的一块，是反映墓主人在世时，一定时间内受到的敕封“铭”记。
其次，从墓碑记载内容看，男墓主人暂且不论，目前已知的商州邵氏的资料记载中，邵可立的母亲为李氏。《续修商志》卷八·贞烈·附孝妇载：“李氏，方伯邵可立母，翁老，患瘫症；姑殁；六子俱贫，日经营出外。氏晨昏左右供汤水，侯饥寒，吮痈涤溺，数载不渝。……及公致政，晚年右面生癞，以此终。愈信为伯牛所转。氏竟两受诰命，封赠夫人。天之报施孝妇也，如此。”这里的邵可立母亲，既符合墓主人李氏这一要求，也符合“加孝妇”“两受诰命”的条件。
再次，从现场综合勘查来看，这通墓碑初步判断为明代后期制作，按照当地人讲，墓碑大约出土时间为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因露天放置，除碑面左下角有冻损外，其余部分基本保存完好。根据民间田野考察实践分析，如果不是埋藏于地下的墓碑，一块放置于露天的碑石，根本无法保存到现在。比如，现藏于市博物馆清早期几通邵氏墓碑，由于在这之前，一直放置于野外露天，碑刻文字早已破损严重，根本无法辨认。
最后，从墓碑出土的位置看，与邵可立家族墓地位置基本吻合。商州邵氏，相传为洛阳康节先生之裔。始祖邵彬，明初从河南洛阳徙居商州城东北小赵峪，樵农。另据民国版《续修商县志稿》·古迹志·陵墓载：“进士，山西布政使司左布政使邵可立墓：在城东三里东原，有诰封、诰命碑四。”据此说明，邵可立父母的坟墓也理应在城东三里东原附近。另外，从立碑时间上分析，墓碑应立于崇祯二年（1629）以前（有其撰写的碑文佐证），为邵可立在生前为其父母所立。
总而言之，以上事实虽然把墓碑主人指向了邵可立的父母亲，但这里还存在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有待破解。邵可立父亲到底有几个名字？墓碑男主人“东楼邵长公”是否就是邵来宣的讳称（大名），这里很值得商榷。我们今天的人，一般只有一个姓名，但封建社会礼制条件下，家谱有谱名，体现家族字辈，旧时只能呼其字，直呼其名是一种不礼貌的行为，难道“邵来宣”只是邵可立父亲的字吗？目前现存的商州邵氏遗存资料中，邵可立父亲叫邵来宣，从没有发现过其他名字，难道是受笔者手头资料所限，没有涉及到，还是墓碑另有主人，这只能期待通过一定的时间，在有效的事实依据面前，进一步去佐证破解。
(责任编辑：商州民间文化研究协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