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伴随着共和国一起成长!
在今年建党一百周年系列庆典活动中党组织向喻文明同志颁发了“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
苦涩童年 颠沛流离
我出生的年份1933年,当时的旧中国面临着内忧外患的发展困境,三座大山压着每一个农村家庭喘不过气来。作为万千农村家庭中的一个,由于条件有限,我只上过两年学,七八岁上便放牛、种地。1946年,也就是我13岁的时候,我的弟弟出生。也是在那一年,我便被国民党强拉壮丁。那个时候,抓壮丁是国民党的征兵手段,而且大多数是有去无回。为了逃避,我开始了东躲西藏的生活。刚开始是躲在亲戚家,后来实在躲不下去了,我便钻进大荆周边的山里。这种东躲西藏的生活,一过就是3年多。在此期间,为了生存,我学会了编席,靠着给人编席来糊口。这段所以,对我来说是刻骨铭心,至今还常常梦到东躲西藏跑壮丁的日子。1949年农历三月,当时的国民党军队兵败如山倒。当地的国民党政府为了补充兵员无所不用其极,他们给我们家下了最后通牒:“交不来人,就交35现洋的壮丁费!”或许现在的人对35大洋没什么概念,但在当时,可以说是一笔巨款。在当时,35大洋可以购买10石麦子。那时候我们家里十分贫寒,连普通的生活都难以为继,这笔钱是无论如何都拿不出来的。万般无奈之下,家人只得逃往山外,甚至就连麦子熟了也不敢回家收割。 同年的农历五月,为了家人能够拥有正常的生活,被逼无奈的我加入了国民党的地方部队。在这之后不到两个月,我便听闻大荆解放的消息。“解放军来了,解放军来了!”到处都能看到乡亲们在奔走呼号,欢迎解放军的到来。在那个时候,我也早听说解放军是老百姓的部队,纪律好,我变毫不犹豫地便加入了解放军,在陕西军区商洛独立四团二营部做通信兵。 我所在的部队在冀村驻扎了近两个月,便接到上级命令前往解放安康,一直打到四川。我便跟随部队经山阳、镇安一路行军向安康进发,最快时曾一天一夜行军285里路,经过10多天的跋涉终于抵达安康,与从湖北过来的人民解放军第19师、55师、57师及安康13团胜利会师。彼时,地方政府还未建立,部队没有粮食,只得先向老百姓筹粮筹物。那时候我看到老百姓对我们十分友好,听说我们是要去打国民党,都提前在我们的必经之路上等待,给我们送干粮送布鞋、草鞋。有的老百姓把他们都舍不得吃的豆腐、蒸馍炕干送给部解放军,有的还把核桃、花生等山货往解放军的口袋里塞。也是在亲身经历了这些之后,我深深体会到什么叫民心所向。 1949年12月,对我来说是个人生中的重要时刻,我在部队加入了共产党。每每想起,都会让我十分激动。当时我对入党意味着什么还不清楚,以为加入了解放军就是入党了。由于我之前在国民党的队伍里待过,我更能切身地体会到共产党才是救人民于水火的好队伍。因此,当听到有入党机会,我便毫不犹豫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那时候起,我就决心听党的话,跟着党走,为人民群众奉献我的一切。
热血青春,峥嵘岁月
三支部队抵达安康后,我们分别接到了命令:55师、57师向汉中一带追击国民党敌人,13团负责剿匪,我所在的部队则负责守城。守城中,安康城内有一支国民党的自卫团眼见出不了城,便假意投诚,被我军安置在城外的飞机场学习改造。不想这支溃军却伺机发起暴动,幸亏我军发现及时,我与战友连夜在山头修筑碉堡,这才阻止了敌人进城的企图,成功守护了全城百姓的安全。当时安康和平解放了,但是有的溃军流寇便逃窜到大巴山里成为土匪,烧杀抢掠,严重扰乱了当地老百姓的生活。大巴山匪患严重,剿匪是摆在我们眼前的当头大事,我所在的部队便开进大巴山进行剿匪。剿匪任务十分艰巨,由于土匪大都有武器,也有一定的作战经验,加上我方在明、敌方在暗,这一仗打得特别艰难。我们白天忙着四处寻找土匪,晚上要防备土匪的偷袭,一晚要换好几处休息之处。由于大巴山山高沟深,加上山路难行,搜寻土匪的踪影对我们来说无异于大海捞针。我和战士们在这种情况下,想出了一个妙招:用细绳绑着手榴弹悬空架在山路上,如果有土匪经过,必然会触发手榴弹,就可以精准地知道土匪在哪里了。经过半年多时间的剿匪,大巴山的土匪被扫荡一空,从此再无土匪骚扰老百姓的太平生活。 转眼间,时间到了1950年下半年,我跟随所在的部队来到岚皋东部山区,执行上级开荒种地的命令。但这种军垦生活没有多久,一料玉米种下去还未收获,所在部队便接到紧急命令,让部队迅速赶往平利。到了平利,连队开始扩编,一个连由100人扩大到200多人,还在平利一带进行训练。原来,抗美援朝战争爆发了,没等部队动员,广大战士们纷纷报名,当时我也积极报了名。由于当时政策是优先录取新兵,作为老兵的我便没能参加。对于未能参加抗美援朝战争,现在想起来都觉得是一件十分遗憾的事。在我看来,保家卫国是我们人民子弟兵的光荣使命。 此后,我所在的部队进行了改编,我先后被分配到石泉兵役局、镇坪武装部、安康武装部工作,直到1976年我从部队转业回到商县。
祖国腾飞 沧桑巨变
从部队转业后,我在商县城关镇历任副镇长、副书记,期间我大力修梯田,积极搞农业生产。不论何时何地,我坚持做到与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多年的军旅生涯告诉我,不管是搞革命还是发展经济,都必须要和群众打成一片。不久之后,改革开放的春风便吹满了神州大地。按照组织的要求,必须要落实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工作,实行分田到户。可在当时的背景下,老百姓的思想都很保守,很多群众甚至是干部对分田这件事都接受不了。在我印象中,动员会不知道开了多少次,但是分田工作就是推行不下去。作为领导干部的我,是看在眼里,急在心头。后来,我将阻挠分田的“难缠人”都一一请来,做通他们的思想工作。除此之外,我还成立了“分田到户领导小组”,由这些“难缠人”参与分田工作,这才将田分了下去。 1994年,我离休,离开了工作岗位。对于我来说,我的晚年是幸福的,夫妻相伴相守,儿孙孝顺有出息,离休生活惬意舒适。虽然卸任离休了,但我还是常常去当年工作的地方转转。每次去商县城走走看看的时候,我都能感受到国家社会的快速发展,老百姓都过着幸福宁静的生活。 我经常和身边的人说:“感恩共产党,一辈子都牢记共产党的恩情!”现在看来,要不是部队的培养,我可能还在农村放牛;要没有共产党,可能现在老百姓还过着水深火热的生活。令我欣慰的是,我的大儿子和小儿子分别参加海军和陆军,他们以自己的方式接过了我的接力棒,为祖国的繁荣富强继续奉献。 本期执行编辑:郭志康 (责任编辑:商州民间文化研究协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