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晋 据梁方仲《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载:西晋太康元年(280),上洛郡有17000户,约85000人。西晋末年政治腐败,尤其十六国时的混乱,北方人口大量南徙。东晋统治者在流民比较集中的地区侨设许多与旧土同名的郡县,以便流民著籍。公元420年,宋武帝刘裕代晋自立,在今白河县侨设南上洛郡,领由上洛南逃的百姓。 隋 隋初重视人口发展和人口管理,开皇三年(585)大索“貌阅”、“输籍”之法(每年正月由地方官主持按朝廷颁发标准依次划分户等,并按户籍簿与本人体貌核对),户籍渐趋稳定。据 《册府元龟》书载,大业五年(609)上洛郡有10516户,按当时全国户均5.2人计,人口约54683人。此后,由于隋炀帝大量征发民夫筑长城、凿运河和远征高丽,农村田畴多荒,人口减少。?
唐
唐初社会经济凋敝,中原地区“萑莽巨泽,茫茫千里,人烟断绝,鸡犬不闻”(《旧唐书· 职官志》),全国人口仅隋盛时的三分之一。据《旧唐书·地理志》载,武德元年(618)商州有4901户,20074人。贞观之治后,户口开始回升。据《太平寰宇记》载,天宝元年(742)商州户口为8962户,53080人。?北宋 北宋时商州户口蕃庶,但户口统计却有隐匿。太平兴国年间(976~983)商州仅有5113户,其中主户3763户,客户1350户(见《太平寰宇记》卷141)。主户是指占有土地,承担赋役的户 ;客户指不占有土地而租种主户土地的户。当时不少农户为逃避赋役,诡立客户,将产业与人丁化整为零。迄王安石推行新法时,“诡名寄产,分户匿税”之事非常流行。但在实物地租占支配地位的情况下,佃农对地主的人身依附关系相应减弱,户口增殖显著提高。据《宋 史·地理志》记载,徽宗崇宁元年(1102),商州户口增至73129户,162543人,出现历史上第一个人口高峰。 商州: 领下洛、商洛、洛南、丰阳、上津五县。户数73,129,人口数162,534。 南宋 南宋以降,宋、金、元反复争夺陕南,商洛被析为两半,南部属宋,北部属金。金时农民对地主的依附关系较宋松驰,有利于农村人口的增殖。据《续修商县志稿》记载,金泰和七年(1207)商州人口总数为168481人。? 蒙古贵族入主中原,带来落后的社会制度,土地集中,差役繁重,许多自耕农沦为佃户或流民,户口大量减少。而在元一代,户口统计实不详备,商州户口向无确数。 元 皇庆元年(1312),商州领商县、商南、洛南、山阳、镇安五县,共57里,6270户、67089人,其中商县12里、1,320户、14,124人;商南县15里、1,650户、17,655人;洛南县10里、1,100户、11,770人;山阳县12里、1,320户、14,124人;镇安县8里、880户、9,416人。 明 明初大力推行屯垦和移民政策,北方农村经济迅速复兴。洪武元年(1368)诏令农民归耕,承认农民开垦的耕地归农民自有,并免除三年赋税。洪武二年,朱元璋采纳郑州知苏琦等人的奏议,在山西洪洞的广济寺(位于大槐树下)设置移民局,召集流民,迁发各地,并要地方官府妥为安置,并给予种种优待。移民户从各州县集中于广济寺,在这里共同生活一段时间,再迁到各落户点。到新地落户时,一般不再提及各自的原籍,只说是“从大槐树底下来的”。自洪武年间至永乐年间,陆续有移民迁居商洛,习称“大槐树人”。景泰中(1450~1457) ,秦、楚、豫、蜀四省饥民纷纷进入荆襄山区垦荒,遭到明政府的禁止与镇压。饥民在刘通 、石和尚率领下,举行起义。成化元年(1465),刘通在湖北房县自立“汉王”,起义军号称十万,占据东至邓州、西至镇安、南抵金州、北至商州的荆襄山区,扼险设伏,屡败官军。成 元六年(1470),明廷调集重兵25万,对起义饥民进行血腥镇压,但大部分饥民为了生存,仍冒死进山垦荒,明廷深以为忧,乃命晋阳都台原杰前往安抚。此时流民思安,愿听编户。原杰得就后,奏准朝廷在荆襄地区增设山阳、商南、郧西、白河等七县,安置流民。据清王廷伊《续修商志》载,到万历年间,商州军民杂户增至三万有奇。以当时陕西户均九人计算,商州人口应有27万。呈现商洛人口发展第二高峰。崇祯以后,天灾兵燹迭加,户口凋落,明灭亡前夕,商州户口骤减至7015户,再次跌入谷底。 清 清初战乱未已,户口继续减少。康熙十二年(1673)吴三桂反,次年十二月,陕西提督王辅臣附吴反清,陕南又陷交战之地。“民死于锋镝、饥馑、瘟疫者十分之五”,流离者不计其数,很多地方满目荒荑,“狐狸所居,豺狼所嚎,虎祸尤多,土著人少,所种者十分之一 二。”(引自严如熠《三省边防备览》商州仅存3512户,少到极点。 为避免土地撂荒,保证财政收入,清廷在战乱平息不久,即决定实行休养生息政策,在范文 程等人的策划下,着手整理田赋,免去明末三饷(辽饷、练饷、剿饷),鼓励人口生育,迁徙江淮灾民。康熙、雍正间众多湖广灾民星散进入岭南定居。乾隆二十年(1755),清廷采用强迫手段,将江淮流域灾民(包括流民)驱赶到陕南山区。江南安庆县人纷纷迁至商南县,因而使县人的服食、器用、语言颇有南方风气,有“小太湖”之称。安徽、两湖人迁到洛南山谷间的亦不在少数,山阳县则因各省客民大量迁入,竟使人口骤增十倍。据乾隆《山阳县志》记载:当时迁居山阳的“新附之民,湖广、江南、河南共二千余户,江西、福建、广东共百余户,大半只身结伙,赁房侨居,又或携带家小,课买田地,筑室栖止。”本地人称他们为“下湖人”。? 大批“下湖人”入商后,人口、耕地迅速增长,稻田大面积开垦,包谷大面积种植,许多荒山旷野乃至人迹罕至的地方得到开辟。尤其是开发丹江水运和金钱河水运,为生漆、桐油、药材、龙须草等土特产品开辟了市场,促进了经济的发展,也促进了人口的发展。乾隆七年(1742)商州有9592户,61175人(王如玖《直隶商州总志》)。道光三年(1823)增至239000人(《大清一统志》卷192)。光绪初(1875)商州户口增至43122户,310794人(《商州直 隶州乡土志》),出现人口史上的第三个高峰。 民国 民国时期,商洛人口处于骤增骤减、缓慢发展状态。清末民初,商洛人口接近一百万,人口 基数大,自然增长数相应增多。据民国十二年(1933)陕西省邮局调查,商洛6县当时人口数 为1083887人。其中商县229746人,洛南294300人,商南53707人,山阳213852人,镇安2510 00人,柞水41282人(见刘安国《陕西交通挈要》)。民国十七年至二十一年,陕西八十余县 连年遭受旱灾、雪灾,秦川赤地千里,渭北高原陷于绝户绝村,灾民纷纷进山采食树皮草根 ,不少人在商洛权且落户,本区人口骤增。民国二十四年,商洛6县户口综计达205673户,1110161人,出现人口发展史上的第四个高峰。此后人口开始骤减。骤减的主要原因是:1935 年红二十五军离开陕南后,商洛游击区迭遭“围剿”,不少人流离失所;蒋管区人民,逃丁 逃夫,妻离子散;兵匪猬集,灾害频仍,客居商洛的外地人纷纷迁回原籍。到民国二十八年 (1939)商洛6县户口减少到176934户,897452人。 商洛属革命老区,多数县在新中国建立前夕曾进行土地平分,邻近流民争来这里落户,人口顿时增长。1949年底,全区人口达到1237200人,出现新的高峰。? 新中国 新中国后,人民得以安居,广大贫苦农民分得了土地,开始成家立业,繁衍后代,随着医药 卫生事业的发展和人民生活的改善,人口出生率迅速上升,死亡率逐渐下降,加之某些社会 经济政策实行按人口平均分配,刺激着人口发展,全区人口持续增长,不断形成新的增殖高峰。? 1953年4月至10月进行的第一次人口普查。专区、县成立人口普查登记办公室,组织人力,以7月1日零时为标准时间,逐户逐人直接进户调查登记,所得主要数据资料是:全区总户数314648户,户均4.37人。全区总人口1372123人,其中男736904人,占53.71%,女635219人,占46.29%。共有五种民族。其中汉族1365860人,占总人口99.54%;其他民族6263人,占总人口00.46%。在少数民族中,回族人口最多有6255人,满族5人,壮族2人,蒙古族1人。 ? 1964年7月1日进行的第二次人口普查。主要数据资料是:全区总户数367108户,户均4.3人。全区总人口1578712人,人口密度为83人/平方公里。?性别构成:男840733人,女737979人,性别比113.9∶100。?年龄构成:80岁以上4029人,100岁以上8人,均为女性,最高年龄110岁。民族构成:共有11个民族,其中汉族1571568人,占总人口的99.55%,少数民族共7144人 ,占总人口的0.45%。? 1982年7月1日零时为标准时间的第三次人口普查,主要数据是:全区总户数459420户,其中家庭户454317户,户均4.4人。集体户5107户。全区总人口2070866人,其中男1093205人,女977661人。性别比为111.1?8∶100,人口密度107人/平方公里。100岁以上人口1人,年龄为101岁,系女性。全区民族共有15个,其中:汉族2060855人,占总人口99.50%,少数民族10011人,占总人 口0.5%。在少数民族中:回族9457人,壮族273人,满族146人,蒙古族90人,其他少数民族45人。? 民族增加到23个,其中:汉族2300766人,占99.51%,少数民族11257人,占0.49%。在少数民族中,回族10386人,壮族350人,满族275人,蒙古族152人,其余少数民族人数为94人 。 2015年末,全市总户数81.03万户,户籍人口251.01万人,其中,城镇人口128.87万人。总人口中,男性133.05万人。据1%人口抽样调查结果显示,2015年末全市常住人口235.74万人。 (本网站提供) (责任编辑:shank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