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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江航运史

丹江航运史
——为电视片《丹江》提供

 
      丹江全长443公里,流域面积16812平方公里。在商洛境内总长241公里,流域面积6651平方公里。
      关于丹江通航的时间,没有专文记叙。据文献记载,唐代中期丹江就可以通航,船只甚至可以行至商州城。
      根据河谷特征,可分为五个不同河段。一个是河源至商州二龙山河段,二是商州程家坡至丹凤月日滩河段;三是丹凤月日滩至竹林关河段;四是竹林关至商南过风楼河段;五是过风楼至月亮湾(省界)。据水文部门观测,丹江平均总径流5.5亿立方米,水量丰富。历史上它是丹江上游航道的终点港口,水陆交通繁盛,是西北地区东部与江汉地区的水陆交通结点。
      丹江航道的主要症结是重滩叠濑,航行十分困难。据《广阳杂记》记载,丹江自龙驹寨以下有险滩363处。又据志书记载和实地调查,商洛境内丹江干流共有险滩71处,平均2-3公里一处。这些险滩枯水时小舟难渡,中水时也有阻碍,洪水时虽可通行,但时有触礁危险。
      丹江航运在历代曾经多次进行治理,由于文献缺失,详情不得而知。
      唐代长安是政治中心,经济中心则在江淮、江汉及长江以南广大地区,唐代要依托东南地区的租赋来供养西北地区。
      唐中期以前,江淮、江南租赋,是利用汴水、黄河、渭水一线漕至关中;唐中期以后(安史之乱),地方藩镇势力阻断淮河、汴河的漕运,朝廷不得不设法改用汉、甲水(金钱河)、丹水转输江淮、江汉乃至江南地区的货物至关中。
      晚唐至明代前期缺少文献记载。到明万历天启年间,丹江水运趋于繁荣,使龙驹寨成为“康衢数里”“巨屋千家”的商埠,志书记载“鸡鸣多未寝之人,午夜有可求之市,是以百艇联樯、千蹄接踵、熙熙攘攘。”据记载,清康熙三十二年,将襄阳的20万石仓米由丹江运至龙驹寨,再陆运抵长安赈济关中灾民。清雍正十一年,陕西巡抚史贻直奏准豫、楚二省各拨仓米10万石,运至至陕西救灾。楚米4.5万石,用1500艘船由襄阳先后运到龙驹寨再转运西安,减价平粜,或借给穷人。
      明嘉靖、隆庆年间,丹江的流岭峡月日峡中巨石横卧江中,船只能缓缓绕行。行船中,上游需要拉纤、下水需要放吊,也叫放滩。到乾隆年间,知州许维权曾主持疏浚今天的竹林关至龙驹寨河道,历时三年,修整29处险滩。但由于限于当时的财力和技术原因,只能暂时维持航道通行,不能从根本上改变航道条件,一遇洪水冲击,难于通行。光绪二十六年,八国联军攻陷北京,慈禧太后偕光绪皇帝逃至西安避难,荊襄一带的税赋米包由小江口,(今丹江口市)入丹江,运至龙驹寨。这是清代最后一次利用丹江进行大规模漕运活动。据《商州直隶州乡土志》记载:清末民初龙驹寨每年水运至襄阳的物资主要是核桃、漆油、木耳、五倍子和苍术,从汉口、均州运到龙驹寨的物资主要是布匹、火柴、红白糖、麻、烟草。自山西、潼关陆运至龙驹寨的物资主要棉花、盐、黄表等。
      商州历来山货土特产品数量大、品种多,据《太平寰宇记》说:商州产弓材、麝香、朱砂、麻布、熊白、桔壳、楮皮、厚朴、杜仲、黄白诸物。另有铁、铜、金、银、铅、锌和煤炭等矿产。这是清代水运最盛时期,本地外地每天有百多只木船结帮而行,上上下下往来如梭,仅商南湘河街赵士元一家就有二十多只商船;湘河街水盆沟黄姓一家9只船。
      民国时期丹江水运仍然兴盛,民国二十五年即1936年前后,丹江全年可通航,上游运输煤油、瓷器、丝货;下游运输药材、核桃仁,从龙驹寨至老河口409公里,每百斤运费1.5元法币。
      新中国成立初期,丹江仍有不少木船行驶,主要行于竹林关以下航段。据年报统计,1957年实有木帆船4只,1958年集体专业船队木帆船8只。到59年增加到13只,每只船经过改造,载重3吨,当时通航里程110公里,主要是区内运输。到1965年丹江通航里程120公里。截止1990年底,丹江的商南辖境一段只留存木船3只,上下行短途转运生产、生活用品,年货运量约500多吨,趋于衰落。
      由于在上个世纪70年代初,上游修建了二龙山水库,商洛境内基本上失去了航行条件,运输大宗商品被陆路运输所替代,丹江下游淅川县,由于修建丹江口水库的需要,大批当地群众移民搬迁,如今成为亚洲第一大人工湖,开辟为旅游胜地。
      (编审  赵国军)
          
(责任编辑:商州民间文化研究协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