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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身肝胆写春秋

一身肝胆写春秋

      杜景,原名杜尚毅,1914年2月出生于商县腰市镇杜村的一户农家。他有一个哥哥,两个弟弟,一位小妹。杜景的父亲勤劳且有经商头脑,因此家境殷实。
      杜景是商洛山区革命斗争的亲历者、参与者、见证者。1937年6月,他在西安上中学时就参加了革命,曾在内蒙和陕北从事革命工作,1946年他奉命回商洛,艰苦战斗。
      1949年7月12日,商县(商州区)解放后,杜景担任商县人民政府第一任公安局长。1952年后,杜景曾任丹凤县县长、县委书记,商洛地委常委、候补书记兼组织部长等职。
      1964年,杜景调往西安,任中国对外贸易运输公司陕西公司党委书记、经理,1983年离休。离休时,陕西省委组织部专为杜景下文(陕组干任字〔560〕号),享受正厅级待遇,红军待遇。
      杜景的儿童时代,是在本村简陋的私塾里开智启蒙的。1932年,他考入腰市双戏楼“商县北区区立第一高级小学校”,1934年9月至1937年5月,在西安民立中学读书。读书期间,杜景就参加了共产党领导的外围组织“民先队”。
      西安民立中学是易俗社社长孙仁玉,于1922年创办的私立学校,孙仁玉先生任董事兼教员,当时是西北颇有名气的“红色学校”。学校教员中有中共地下党员,经常在课堂上宣传民主自由思想,教唱抗日救亡歌曲,图书馆里也有不少宣传共产党革命主张的刊物、书籍,如《向导》《中国青年》等。
      杜景就是在这开明、进步、生气勃勃的校园里开阔了视野,懂得了民主革命的道理,树立了为穷苦人谋幸福的革命理想的,他也常常给家乡的同学朋友邮寄进步刊物。
      那时候,腰市川家境较好、思想开明的庄户人家,大都把孩子送到西安上中学。
      据江平(1980年代中期曾任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在一篇文章中回忆,当时在西安上学的20多位知识青年,两三年间都先后奔赴陕甘边区。
      黄川村的王嘉谟,就是从西安中山中学考上北京的大学的。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他和几个同学改扮成商人,从北京流亡到山东参加抗日活动,历尽艰险。1938年春节期间,王嘉谟辗转回家,因父病重未能和杜景一起奔赴延安。
      1938年农历正月十八,杜景带着王嘉谟的族弟王嘉诰、学友王金城(解放后在西安公安局工作)和腰市川的另外三四个青年学生,到西安八路军办事处报名办手续。他们被分别派往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和泾阳县安吴青训班,杜景当时被分配到安吴青训班学习。
      1938年7月,杜景从安吴青训班结业后,接受组织安排回商洛。在西安八路军办事处,他遇到从延安抗大毕业返回的中共地下党员周宝航。
      他俩一起步行,从西安出发翻越秦岭,口袋里装着粉笔,走一路,写一路,用粉笔标语宣传抗日救亡。农家院子的土墙上,牛圈的破木门上,村口的大石头上,留下了他们工整秀气的粉笔字“勿忘国耻,还我河山”“同仇敌忾,共赴国难”。
      回到商洛后,他俩先到商南县城、试马寨等地,准备开辟新的据点扩大影响,但因条件不成熟,便返至丹凤武关开展工作(时属商县)。
      1938年9月,杜景成为一名优秀的共产党员。他和周宝航通过周宝航的妻兄,时任武关民团团长的田兆丰在武关站住了脚。在此地活动4个月,他们不仅向社会各界大张旗鼓地宣传共产党的抗日救亡主张,还培养发展了一部分积极分子,吸收了田爵录、田锡珍等3名共产党员,建立了武关党小组,周宝航任党小组长。
      他们在武关结识了从国民党一所军官学校毕业的中尉连长田锡侯。田锡侯返乡后任武寺乡训练国民兵教练,他思想进步,结识共产党员周宝航、杜景、王士哲后,就聘此3人亦为该乡国民兵教练,受训者有500多人,大多初步接受了一些进步思想,为商洛的革命事业埋下了火种。
      1939年2月,杜景被组织选派到延安中央组织部干训班学习,结业后被组织派到内蒙古伊克昭盟乌审工委的骑兵部队任组织干事。杜景经历了复杂险恶的敌我环境,多次死里逃生。随后,又相继在宁夏的盐池,陕西的延安、定边、靖边等地任特委干事。
      1946年7月,李先念率部入陕,计划建立豫鄂陕边根据地。中共中央西北局发出调令,调集陕南籍干部到商洛参加建立根据地的工作,杜景乃其中之一。
      1946年8月上旬,豫鄂陕边区第二地委在商县北宽坪唐渠成立中共商洛县委、商洛县民主政府。会议决定,刘丹东任县委书记,刘英才任县委副书记、县长。杜景任县委统战部部长,兼板桥区区委书记、区长。
      短短两三个月的时间,杜景便利用乡党关系,从北宽坪屈培谋的地方武装拉出了50多人40多条长短枪的游击队伍,编成一个独立大队,屈培谋任大队长,下设三个中队,为当时的商洛县委扩充了武装力量。
      1947年春,豫鄂陕军区主力部队根据中央指示撤离商洛,北渡黄河移师山西晋城休整。大部队前脚刚走,胡宗南的10个正规团就闯入根据地,与豫鄂陕边的17个正规团及地方保安武装纠集一起,围剿、合击地下党、游击队,强迫群众移民并村,空室清野,杀害乡村干部、军属和自卫队员。白天,他们像过筛子一样,搜索每座山、每道沟;夜晚,在大小路口、河岔设关卡持枪盘查。
      敌军所到之处,建据点、修碉堡、抢财物、烧民宅,从北宽坪到留仙坪五六十里的山川,随处可见被焚烧的房屋。山坡上,土路边,一堆堆新垒的坟茔十分扎眼……
      中共商洛县委、县政府驻地,在敌人的疯狂清剿中遭到破坏,地下党员和游击队都分散隐蔽。
      屈培谋是腰市西坡村人,与杜景家仅隔一道小山梁,在板桥的麻湾惨遭敌人杀害,反动派把他的头颅挂在腰市街的过街楼上示众3天。屈培谋牺牲时,他的女儿屈琴娃只有3岁。
      这时候,陕南游击指挥部司令员巩德芳,由于长期游击作战,积劳成疾,身染沉疴,他先在条子沟豹子洞住了7天7夜,因无粮也无药病情加重,后又隐藏在棣花许家塬中医士绅许佐善家的红薯窖里治病;副司令员薛兴军率领第9支队,掩护大部队分两批向山西转移。
      为了牵制敌人,刘丹东和杜景带领一部分游击队员,与气势汹汹的国民党部队日夜周旋于深山老林。几个月的时间里,他们一直缺吃少穿,忍饥挨冻,有时一天就得换好几个地方。
      1947年3月12日,薛兴军带队护送第二批主力部队北渡黄河返回丹凤后,在今丹凤县龙驹寨白家庄磨子沟,与刘丹东和杜景率领的游击队会合,大家正在为完成任务而高兴的时候,突然发现已被几倍于己的敌军四面包围。
      薛兴军、刘丹东、杜景立即组织突围。他们冲在队伍的最前面,猛打猛冲,终于撕开一道口子,向敌人防范最弱也是最陡的山梁奔去,子弹从他们的头顶、左右“嗖嗖”飞过。
      爬到半山腰时,突然刘丹东头部中弹,滚下山坡。此时,杜景就在他左边一米多远的地方,本能地扑向刘丹东想一把拉住他,刚一抬右脚,一颗子弹从脚后跟穿透脚板,鲜血直流,鞋已被子弹划成了两半。杜景赶紧喊:“大家不要管我,这伤要不了命,快跑!”他从上衣襟上撕下一条破布,把脚紧紧裹住,望望刘丹东滚下去的地方,含泪咬牙继续向山顶爬去。
      队伍被打散了,杜景忍着伤痛,拼尽力气爬到山顶,因速度快、呼吸急促缺氧,刚刚靠在一颗树上他就晕过去了……不知过了多长时间,当他被山下的枪声再次惊醒地时候,发现自己与薛兴军他们也失散了。
      刘丹东牺牲后人们发现,他腹部患脓疮,身无分文,仅从口袋里掏出了一把野麻籽。这就是他和杜景及游击队员们充饥的食粮。刘丹东牺牲时,年仅28岁。
      杜景和队伍失散后孤身一人,还跛着一只伤脚。敌人封锁了公路,在山里的小路上也设卡盘查。他白天不敢走,只能昼伏夜行,从磨子沟后面的山梁一路向西,借着朦胧的月光爬坡翻岭,朝着家乡腰市的方向艰难地前行。
      杜景的儿子杜建平说:“白天因敌人搜山清剿,父亲只能在山洞躲藏,凄冷的夜晚,才提着刘庚政委送给他的左轮手枪出来寻觅食物,常常与山里的野兽不期而遇,却不能开枪。”
      一天黄昏,躲在半崖上的杜景,眼看着搜山的敌人三三两两都撤走了才慢慢下山,摸到一栋被烧毁的房子里搜寻能吃的东西。幸运的是,瓦瓮底还有几把苞谷面,水缸里还有一些水,可惜铁锅被反动派给砸烂了,他捡起较大的一块铁片,用两个石头支起来,点着柴火,把苞谷面捂在手里拌上水压成团,再拍扁,放在铁片上刚刚翻了两翻,心里正美滋滋地想:今晚终于吃上熟食了。突然,附近枪声响起,杜景抓起饼子边跑边吃,奔向山谷深处……那一夜,因为有这块苞谷饼,他连翻了三道山梁。
      此后两天,竟然找不到一点五谷,他捋了一些不知名的树叶嫩芽来充饥。第三天天色微明的时候,他走到靠近村子的地方,放眼一望坡上地多树少,咋办?猛然发现地里一个空墓,赶紧钻了进去,躺在地上就睡着了。
      太阳照满山坡的时候,他醒来了,饿得前胸贴后背,手下意识地一摸,发现旁边竟然有个封着口的瓷罐子,撕开麻纸一看,里面全是土蜂蜜,他端起罐子吃了个饱。可刚过一会儿,胃里就难受得没完没了。杜景安慰自己:再难受都比饿死强。
      杜景参加革命工作后,十来年都没回过家,家里有70多岁的老父亲和11岁的儿子,妻子是个朴实厚道的农村妇女又没有文化,一家老小天天过着担惊受怕的日子,又不敢向亲戚朋友吐露半个字。
      在一个漆黑的夜晚,杜景叩响了家门。个头高挑,英武俊朗的他,此时衣衫褴褛,面黄肌瘦,一只脚上有鞋,一只脚用破布包缠,一瘸一拐地走进家里……为了不走漏消息,父亲反复叮咛,任何人都不准出去乱说。
      其实,杜景在回家之前,已经在村子对面的山沟里藏了两天,因为他不清楚自己是否被叛徒出卖?家门口会不会埋伏着国民党的爪牙?当侦察确认安全后,他才在夜深人静之时走进村里。
      杜景当时还不知道,就在他躲躲藏藏奔波在回家途中的时候,游击队的中队长梁升元,已带领30多人叛变投敌,并参加了反共宣传和大屠杀活动。巩德芳得到消息后病情恶化,于3月23日不幸离世,终年38岁。
      三个月后,杜景养好了伤恢复了体力,通过家族里的人,打听到地下党的消息后,就迫不及待地跑出去寻找组织了。
      腰市镇的杜村是个大村子。杜景在家疗伤三个月离开之后,风声还是慢慢传出来了。刮到北区土匪武装头目周寿娃耳朵里的话是:“杜景去延安啦。”
      1947年秋,周寿娃派其手下匪徒20多人,到杜景家抢劫杀人。一队匪兵包围了杜村,堵住了村子的各个出口,在杜景家的大门口放了两个岗哨后,一群土匪入室抢劫。他们翻箱倒柜抢了财物后仍不满足,向杜景的父亲杜辉升逼索大烟土。
      土匪把老人家捆绑起来,吊在屋梁上,用火点燃泼了油的竹扫帚,烧得年过七旬的老人撕心裂肺地惨叫……直到把老人烧得浑身起泡,奄奄一息,临走时土匪又向他的头顶捶了一镢背,致使老人当场气绝身亡。
      自古忠孝不能两全。噩耗传来,杜景却无法回家。他含悲忍痛继续战斗,与游击队员一起转战于丹江南北的山川河道。
      1949年4月下旬,从商南到商县,随着西进战役的节节胜利,大片区域临近解放,到处都缺干部人才。商洛地委、专署在赵川创办地方干部训练班,学员70多名,分两个班,既有部队干部也有地方干部和知识青年;实施军事化管理,每人都有枪,随时准备参加战斗。杜景兼队长和班主任。随后几个月,这些学员成为商洛各县接管旧政府的骨干力量。
      5月下旬,中共商洛地委在赵川召开紧急会议决定:由郭茂生、亢思逊、杜景三位同志组成中共商县县委会。
      1949年7月12日,商县解放。郭茂生任中共商县县委书记,亢思逊任商县人民政府副县长主持工作(县长空缺),杜景任公安局局长。
      商洛山大沟深,历来匪患不断。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国民党残匪与地方土匪及恶霸反动势力相互勾结,组织叛乱,杀害区乡基层干部,企图颠覆刚刚建立的人民民主政权。
      北宽坪、黑龙口、牧护关和大荆等地都有土匪流窜活动,到处抢劫行凶,惨案接二连三。作为商县人民政府的首任公安局长,杜景带领剿匪工作队风里雨里、泥里水里,不分昼夜地明察暗访,宣传教育,搜索线索,精准打击。
      他亲自从民警和公安队(注:公安队是当时公安系统的作战队伍,相当于今武警部队,公安局长兼任公安队领导)里挑选精明干练人员,化妆成收鸡蛋的小商贩,深入土匪出没的石剑川地区摸清匪情后,配合公安队远距离奔袭、搜山、合击,捕获祸害几个区县的匪首王申德、王分山等匪徒。1949年的后半年,经过3个多月艰苦细致地工作,剿灭大小土匪17股。
      1950年初,杜景亲自带队驻村大荆、腰市,深挖线索,顺藤摸瓜,掌握了匪首周寿娃的逃跑路线,从商州北乡追踪到渭南、华县,于1950年6月底,在郑州将逃匿一年的周寿娃逮捕归案。在商县全境,杜景率领公安队伍通过集中进剿、重点清剿、联合清剿,用了一年多的时间,终于结束了商县匪患久远、为害甚烈的历史。
      1952年9月,杜景成为新中国成立后第一届人民代表选举产生的中共丹凤县县长(原商县县长亢思逊当选为丹凤县县委书记)。当时,商洛地委书记王力主持选举大会。会后,王力亲自张罗让丹凤的这位新县长,戴着大红花骑在骡子上游街,一街两行的群众为自己翻身做主而骄傲,敲锣打鼓,异常热闹。
      1955年初,他调商洛地委任常委、组织部长。之后,任商洛地委候补书记兼组织部长。
      1964年,杜景调到西安工作后,一直生活在这座文化古城,文革中曾遭遇冲击。
      2000年6月5日,杜景在西安不幸病逝,享年87岁。
      据杜建平回忆,直到杜景去世的前几年,他每天晚上给父亲洗脚时,父亲那只受过伤的脚底,还是一道深槽。有一次,他开玩笑说:“爸,这是您的光荣印记,几十年踩在脚底下都磨不平,可你从来都不对人说。”杜景颇有感慨:“唉,比起刘丹东和那些牺牲的游击队员,我受的这点伤根本不值一提,这也是我多年来不愿在公开场合谈及此事的原因。” 



(责任编辑:商州民间文化研究协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