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身肝胆写春秋
时间:2023-02-11 19:11 来源:原创 作者:郭明霞 点击:次
一身肝胆写春秋
 杜景是商洛山区革命斗争的亲历者、参与者、见证者。1937年6月，他在西安上中学时就参加了革命，曾在内蒙和陕北从事革命工作，1946年他奉命回商洛,艰苦战斗。 1949年7月12日，商县（商州区）解放后，杜景担任商县人民政府第一任公安局长。1952年后，杜景曾任丹凤县县长、县委书记，商洛地委常委、候补书记兼组织部长等职。 1964年，杜景调往西安，任中国对外贸易运输公司陕西公司党委书记、经理，1983年离休。离休时，陕西省委组织部专为杜景下文（陕组干任字〔560〕号），享受正厅级待遇，红军待遇。
一
杜景的儿童时代，是在本村简陋的私塾里开智启蒙的。1932年，他考入腰市双戏楼“商县北区区立第一高级小学校”，1934年9月至1937年5月，在西安民立中学读书。读书期间，杜景就参加了共产党领导的外围组织“民先队”。西安民立中学是易俗社社长孙仁玉，于1922年创办的私立学校，孙仁玉先生任董事兼教员，当时是西北颇有名气的“红色学校”。学校教员中有中共地下党员，经常在课堂上宣传民主自由思想，教唱抗日救亡歌曲，图书馆里也有不少宣传共产党革命主张的刊物、书籍，如《向导》《中国青年》等。 杜景就是在这开明、进步、生气勃勃的校园里开阔了视野，懂得了民主革命的道理，树立了为穷苦人谋幸福的革命理想的，他也常常给家乡的同学朋友邮寄进步刊物。 那时候，腰市川家境较好、思想开明的庄户人家，大都把孩子送到西安上中学。 据江平（1980年代中期曾任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在一篇文章中回忆，当时在西安上学的20多位知识青年，两三年间都先后奔赴陕甘边区。 黄川村的王嘉谟，就是从西安中山中学考上北京的大学的。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他和几个同学改扮成商人，从北京流亡到山东参加抗日活动，历尽艰险。1938年春节期间，王嘉谟辗转回家，因父病重未能和杜景一起奔赴延安。 1938年农历正月十八，杜景带着王嘉谟的族弟王嘉诰、学友王金城（解放后在西安公安局工作）和腰市川的另外三四个青年学生，到西安八路军办事处报名办手续。他们被分别派往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和泾阳县安吴青训班，杜景当时被分配到安吴青训班学习。
二
1938年7月，杜景从安吴青训班结业后，接受组织安排回商洛。在西安八路军办事处，他遇到从延安抗大毕业返回的中共地下党员周宝航。他俩一起步行，从西安出发翻越秦岭，口袋里装着粉笔，走一路，写一路，用粉笔标语宣传抗日救亡。农家院子的土墙上，牛圈的破木门上，村口的大石头上，留下了他们工整秀气的粉笔字“勿忘国耻，还我河山”“同仇敌忾，共赴国难”。 回到商洛后，他俩先到商南县城、试马寨等地，准备开辟新的据点扩大影响，但因条件不成熟，便返至丹凤武关开展工作（时属商县）。 1938年9月，杜景成为一名优秀的共产党员。他和周宝航通过周宝航的妻兄，时任武关民团团长的田兆丰在武关站住了脚。在此地活动4个月，他们不仅向社会各界大张旗鼓地宣传共产党的抗日救亡主张，还培养发展了一部分积极分子，吸收了田爵录、田锡珍等3名共产党员，建立了武关党小组，周宝航任党小组长。 他们在武关结识了从国民党一所军官学校毕业的中尉连长田锡侯。田锡侯返乡后任武寺乡训练国民兵教练，他思想进步，结识共产党员周宝航、杜景、王士哲后，就聘此3人亦为该乡国民兵教练，受训者有500多人，大多初步接受了一些进步思想，为商洛的革命事业埋下了火种。 1939年2月，杜景被组织选派到延安中央组织部干训班学习，结业后被组织派到内蒙古伊克昭盟乌审工委的骑兵部队任组织干事。杜景经历了复杂险恶的敌我环境，多次死里逃生。随后，又相继在宁夏的盐池，陕西的延安、定边、靖边等地任特委干事。
三
1946年7月，李先念率部入陕，计划建立豫鄂陕边根据地。中共中央西北局发出调令，调集陕南籍干部到商洛参加建立根据地的工作，杜景乃其中之一。1946年8月上旬，豫鄂陕边区第二地委在商县北宽坪唐渠成立中共商洛县委、商洛县民主政府。会议决定，刘丹东任县委书记，刘英才任县委副书记、县长。杜景任县委统战部部长，兼板桥区区委书记、区长。 短短两三个月的时间，杜景便利用乡党关系，从北宽坪屈培谋的地方武装拉出了50多人40多条长短枪的游击队伍，编成一个独立大队，屈培谋任大队长，下设三个中队，为当时的商洛县委扩充了武装力量。 1947年春，豫鄂陕军区主力部队根据中央指示撤离商洛，北渡黄河移师山西晋城休整。大部队前脚刚走，胡宗南的10个正规团就闯入根据地，与豫鄂陕边的17个正规团及地方保安武装纠集一起，围剿、合击地下党、游击队，强迫群众移民并村，空室清野，杀害乡村干部、军属和自卫队员。白天，他们像过筛子一样，搜索每座山、每道沟；夜晚，在大小路口、河岔设关卡持枪盘查。 敌军所到之处，建据点、修碉堡、抢财物、烧民宅，从北宽坪到留仙坪五六十里的山川，随处可见被焚烧的房屋。山坡上，土路边，一堆堆新垒的坟茔十分扎眼…… 中共商洛县委、县政府驻地，在敌人的疯狂清剿中遭到破坏，地下党员和游击队都分散隐蔽。 屈培谋是腰市西坡村人，与杜景家仅隔一道小山梁，在板桥的麻湾惨遭敌人杀害，反动派把他的头颅挂在腰市街的过街楼上示众3天。屈培谋牺牲时，他的女儿屈琴娃只有3岁。 这时候，陕南游击指挥部司令员巩德芳，由于长期游击作战，积劳成疾，身染沉疴，他先在条子沟豹子洞住了7天7夜，因无粮也无药病情加重，后又隐藏在棣花许家塬中医士绅许佐善家的红薯窖里治病；副司令员薛兴军率领第9支队，掩护大部队分两批向山西转移。 为了牵制敌人，刘丹东和杜景带领一部分游击队员，与气势汹汹的国民党部队日夜周旋于深山老林。几个月的时间里，他们一直缺吃少穿，忍饥挨冻，有时一天就得换好几个地方。
四
1947年3月12日，薛兴军带队护送第二批主力部队北渡黄河返回丹凤后，在今丹凤县龙驹寨白家庄磨子沟，与刘丹东和杜景率领的游击队会合，大家正在为完成任务而高兴的时候，突然发现已被几倍于己的敌军四面包围。薛兴军、刘丹东、杜景立即组织突围。他们冲在队伍的最前面，猛打猛冲，终于撕开一道口子，向敌人防范最弱也是最陡的山梁奔去，子弹从他们的头顶、左右“嗖嗖”飞过。 爬到半山腰时，突然刘丹东头部中弹，滚下山坡。此时，杜景就在他左边一米多远的地方，本能地扑向刘丹东想一把拉住他，刚一抬右脚，一颗子弹从脚后跟穿透脚板，鲜血直流，鞋已被子弹划成了两半。杜景赶紧喊：“大家不要管我，这伤要不了命，快跑！”他从上衣襟上撕下一条破布，把脚紧紧裹住，望望刘丹东滚下去的地方，含泪咬牙继续向山顶爬去。 队伍被打散了，杜景忍着伤痛，拼尽力气爬到山顶，因速度快、呼吸急促缺氧，刚刚靠在一颗树上他就晕过去了……不知过了多长时间，当他被山下的枪声再次惊醒地时候，发现自己与薛兴军他们也失散了。 刘丹东牺牲后人们发现，他腹部患脓疮，身无分文，仅从口袋里掏出了一把野麻籽。这就是他和杜景及游击队员们充饥的食粮。刘丹东牺牲时，年仅28岁。 杜景和队伍失散后孤身一人，还跛着一只伤脚。敌人封锁了公路，在山里的小路上也设卡盘查。他白天不敢走，只能昼伏夜行，从磨子沟后面的山梁一路向西，借着朦胧的月光爬坡翻岭，朝着家乡腰市的方向艰难地前行。 杜景的儿子杜建平说：“白天因敌人搜山清剿，父亲只能在山洞躲藏，凄冷的夜晚，才提着刘庚政委送给他的左轮手枪出来寻觅食物，常常与山里的野兽不期而遇，却不能开枪。” 一天黄昏，躲在半崖上的杜景，眼看着搜山的敌人三三两两都撤走了才慢慢下山，摸到一栋被烧毁的房子里搜寻能吃的东西。幸运的是，瓦瓮底还有几把苞谷面，水缸里还有一些水，可惜铁锅被反动派给砸烂了，他捡起较大的一块铁片，用两个石头支起来，点着柴火，把苞谷面捂在手里拌上水压成团，再拍扁，放在铁片上刚刚翻了两翻，心里正美滋滋地想：今晚终于吃上熟食了。突然，附近枪声响起，杜景抓起饼子边跑边吃，奔向山谷深处……那一夜，因为有这块苞谷饼，他连翻了三道山梁。 此后两天，竟然找不到一点五谷，他捋了一些不知名的树叶嫩芽来充饥。第三天天色微明的时候，他走到靠近村子的地方，放眼一望坡上地多树少，咋办？猛然发现地里一个空墓，赶紧钻了进去，躺在地上就睡着了。 太阳照满山坡的时候，他醒来了，饿得前胸贴后背，手下意识地一摸，发现旁边竟然有个封着口的瓷罐子，撕开麻纸一看，里面全是土蜂蜜，他端起罐子吃了个饱。可刚过一会儿，胃里就难受得没完没了。杜景安慰自己：再难受都比饿死强。 杜景参加革命工作后，十来年都没回过家，家里有70多岁的老父亲和11岁的儿子，妻子是个朴实厚道的农村妇女又没有文化，一家老小天天过着担惊受怕的日子，又不敢向亲戚朋友吐露半个字。 在一个漆黑的夜晚，杜景叩响了家门。个头高挑，英武俊朗的他，此时衣衫褴褛，面黄肌瘦，一只脚上有鞋，一只脚用破布包缠，一瘸一拐地走进家里……为了不走漏消息，父亲反复叮咛，任何人都不准出去乱说。 其实，杜景在回家之前，已经在村子对面的山沟里藏了两天，因为他不清楚自己是否被叛徒出卖？家门口会不会埋伏着国民党的爪牙？当侦察确认安全后，他才在夜深人静之时走进村里。 杜景当时还不知道，就在他躲躲藏藏奔波在回家途中的时候，游击队的中队长梁升元，已带领30多人叛变投敌，并参加了反共宣传和大屠杀活动。巩德芳得到消息后病情恶化，于3月23日不幸离世，终年38岁。 三个月后，杜景养好了伤恢复了体力，通过家族里的人，打听到地下党的消息后，就迫不及待地跑出去寻找组织了。
五
腰市镇的杜村是个大村子。杜景在家疗伤三个月离开之后，风声还是慢慢传出来了。刮到北区土匪武装头目周寿娃耳朵里的话是：“杜景去延安啦。”1947年秋，周寿娃派其手下匪徒20多人，到杜景家抢劫杀人。一队匪兵包围了杜村，堵住了村子的各个出口，在杜景家的大门口放了两个岗哨后，一群土匪入室抢劫。他们翻箱倒柜抢了财物后仍不满足，向杜景的父亲杜辉升逼索大烟土。 土匪把老人家捆绑起来，吊在屋梁上，用火点燃泼了油的竹扫帚，烧得年过七旬的老人撕心裂肺地惨叫……直到把老人烧得浑身起泡，奄奄一息，临走时土匪又向他的头顶捶了一镢背，致使老人当场气绝身亡。 自古忠孝不能两全。噩耗传来，杜景却无法回家。他含悲忍痛继续战斗，与游击队员一起转战于丹江南北的山川河道。 1949年4月下旬，从商南到商县，随着西进战役的节节胜利，大片区域临近解放，到处都缺干部人才。商洛地委、专署在赵川创办地方干部训练班，学员70多名，分两个班，既有部队干部也有地方干部和知识青年；实施军事化管理，每人都有枪，随时准备参加战斗。杜景兼队长和班主任。随后几个月，这些学员成为商洛各县接管旧政府的骨干力量。 5月下旬，中共商洛地委在赵川召开紧急会议决定：由郭茂生、亢思逊、杜景三位同志组成中共商县县委会。 1949年7月12日，商县解放。郭茂生任中共商县县委书记，亢思逊任商县人民政府副县长主持工作（县长空缺），杜景任公安局局长。
六
商洛山大沟深，历来匪患不断。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国民党残匪与地方土匪及恶霸反动势力相互勾结，组织叛乱，杀害区乡基层干部，企图颠覆刚刚建立的人民民主政权。北宽坪、黑龙口、牧护关和大荆等地都有土匪流窜活动，到处抢劫行凶，惨案接二连三。作为商县人民政府的首任公安局长，杜景带领剿匪工作队风里雨里、泥里水里，不分昼夜地明察暗访，宣传教育，搜索线索，精准打击。 他亲自从民警和公安队（注：公安队是当时公安系统的作战队伍，相当于今武警部队，公安局长兼任公安队领导）里挑选精明干练人员，化妆成收鸡蛋的小商贩，深入土匪出没的石剑川地区摸清匪情后，配合公安队远距离奔袭、搜山、合击，捕获祸害几个区县的匪首王申德、王分山等匪徒。1949年的后半年，经过3个多月艰苦细致地工作，剿灭大小土匪17股。 1950年初，杜景亲自带队驻村大荆、腰市，深挖线索，顺藤摸瓜，掌握了匪首周寿娃的逃跑路线，从商州北乡追踪到渭南、华县，于1950年6月底，在郑州将逃匿一年的周寿娃逮捕归案。在商县全境，杜景率领公安队伍通过集中进剿、重点清剿、联合清剿，用了一年多的时间，终于结束了商县匪患久远、为害甚烈的历史。 1952年9月，杜景成为新中国成立后第一届人民代表选举产生的中共丹凤县县长（原商县县长亢思逊当选为丹凤县县委书记）。当时，商洛地委书记王力主持选举大会。会后，王力亲自张罗让丹凤的这位新县长，戴着大红花骑在骡子上游街，一街两行的群众为自己翻身做主而骄傲，敲锣打鼓，异常热闹。 1955年初，他调商洛地委任常委、组织部长。之后，任商洛地委候补书记兼组织部长。 1964年，杜景调到西安工作后，一直生活在这座文化古城，文革中曾遭遇冲击。 2000年6月5日，杜景在西安不幸病逝，享年87岁。 据杜建平回忆，直到杜景去世的前几年，他每天晚上给父亲洗脚时，父亲那只受过伤的脚底，还是一道深槽。有一次，他开玩笑说：“爸，这是您的光荣印记，几十年踩在脚底下都磨不平，可你从来都不对人说。”杜景颇有感慨：“唉，比起刘丹东和那些牺牲的游击队员，我受的这点伤根本不值一提，这也是我多年来不愿在公开场合谈及此事的原因。”   (责任编辑：商州民间文化研究协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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